一、跨時空對話
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曆史。自19世紀以來大量華人移民進入美國，他們或以勞工身份，或懷揣淘金、求學夢想等，當他們在異國紮下根時，故國成為他們遙遠的思念和難以化解的心結。透過文本，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及後代所負載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文化發生的複雜而深刻的衝突和融合，及雙重身份、雙重語言的糾葛，這些內容構成了美國華裔作家筆下充滿張力的文學空間。而女性寫作因其特有的敏銳和細膩，凸現出文化衝突下女性生存狀態和性別意識，構成了中國文學的邊緣空間和新的研究視野。
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裔作家中很多人盡管已經不會中文，但是她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好奇和探索始終未曾停止，在她們作品中相當頻繁地出現了跨越古今，跨越中西文化等內容。當這些美籍華裔女作家不約而同地以中國或者中國文化為素材來寫作的時候，是她們對自己族裔身份、文化身份的覺醒與深情回望。這是這類文學作品不容忽視的曆史文化意義。
關於文化認同，很多評論家有過相當精彩的論述。比如法國猶太思想家列維納斯曾經就猶太認同問題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當我們討論猶太認同時，就說明這種認同已經喪失。隻是我們仍然想堅持它，否則的話，我們恐怕不會討論猶太身份問題。在這種‘已經喪失’與‘仍然堅持’之間拉起的直線上，西方猶太人的猶太身份不斷冒險，也不斷承受風險。”①（轉引自日內瓦，張寧《文化認同的多麵性》，周憲主編《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認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這說明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文化認同，文化身份的提出總是在與異質文化的交往中浮出意識層麵的。而文化認同欲望的產生則往往與某種缺失或喪失感相聯係。“隻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著衝突和不對稱，文化認同的問題就會出現。在相對孤立、繁榮和穩定的環境裏，通常不會產生文化認同問題。認同要成為問題，需要有個動蕩和危機的時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脅。這種動蕩和危機的產生源於其他文化的形成，或與其他文化有關時，更加如此。正如科伯納·麥爾塞所說，‘隻有麵臨危機，認同才成為問題。那時一向認為固定不變、連貫穩定的東西被懷疑和不確定的經曆取代。’這句話為我們理解認同的通常含義提供了一條線索。與認同相連的基本概念似乎是持久、連貫和認可。我們談論認同時，通常暗含了某種持續性、整體的統一以及自我意識。多數時候，這些屬性被當作理所當然的，除非感到既定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②（喬治·萊瑞恩：《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戴從容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頁。）“囿於狹小而封閉的視界時，是不會有自我認同的危機的；隻有當他越出這一視界，認識與別人的差異時，便獲致自我的新看法，這便帶來了認同的追問、反思，甚至危機。”③（周憲《全球化與文化認同》，周憲主編《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認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頁。）
在美國華裔女作家的作品裏，因為選擇了以中國文化為書寫資源，講述了中國經曆和經驗，故而具有很強的中國性，諸如中國神話、意象、意境、中國古典和現當代文庫以及中國的哲學如儒、道、釋等思想。而她們的西方教育和成長的背景則使她們的講述具備現代性。簡言之，是在回應現代化進程中所產生的文化意識、美學形式和人文傳統。二者彙合在一起形成雜糅的文本態勢。湯亭亭就說過：“中國是我的創作源泉，我講的最好的故事是關於中國的。”④（湯亭亭，《中國是我的創作源泉》，1984年11月3日《文彙報》。）正是作家劉紹銘以諷刺性筆調所寫的：“不論是美國作家也好，支那人作家也好，從劉裔昌開始到湯亭亭，用英文寫的美華文學，其想像力還是離不開渺渺的唐山風貌與唐人街的鴨籠雞棚味。套用《女勇士》中的一句話：即使到現在，中國仍然像纏腳布一樣裹著我的雙足。”⑤（劉紹銘：《唐人街的小說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5月版，p12。）但是，這種寫作卻正好使得華裔女作家的作品呈現奇異的光輝，那就是跨越中西文化，跨越現代和當代，跨越母親與女兒的生活遭遇、精神狀態等而彙聚的穿越時空的瑰麗。因為對於少數族裔的人們來說，她們需要追問自己在社會和文化上是“誰”（身份），以及如何和為什麼要追問“誰”（尋求認同）。隻有認清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才能真正認識自己。
華裔作家譚恩美就是以他者眼光來寫作小說、看待中國的，作為一個在美國長大，受教育，已經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華裔作家來說，除了外貌上還有華人基因的留存外，實際上已經全然美國化了。她或者她們在麵對中國時，是以局外人的眼光在探索、審視。但不同於普通美國人，她們有一個中國母親，這使她們在了解中國時多了幾分便利，或者可以說，她們了解中國的途徑就是自己的母親和母親的中國朋友，這一點在譚恩美的作品裏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她在異域的文化語境裏，將這些私人經驗的曆史用獨特的視角個感悟表述了出來，並將其與異域生存的後代華裔的生活、精神狀態相比照，將探索的筆觸延伸到遙遠時空中不同女性的生活和心靈的深處，極盡深邃和廣闊。她們跨越時空的敘事策略為她們極大地拓展了寫作的深度、寬度和廣度。她作品的暢銷和不斷改變成影視作品，也將她的思考和敘述帶到了更為廣大的人群中，使更多的西方讀者從更新的層麵了解了中國曆史和華裔女性的生活。卓有成效地扭轉了過去一直存在於西方世界的華人偏見，建構了一群有智慧，有勇氣，有能力，敢於直麵人生，實現自我的華裔女性形象。正是她們的創作構成了海外中國文學的亮麗風景，形成了文化中國的新氣候。
她的《接骨師之女》一開篇構築了一個東方神秘文化的氣場，導入東方文化語境。母女都是龍年所生，一個水龍，一個火龍，屬相相同，性格卻截然相反，引入一場有關人的性格與命運的交響樂曲。而在另一段講述裏，她說水龍和火龍相鬥而成“霧”，兩代人的遭遇可以當成兩個故事來閱讀。《喜福會》是譚恩美的成名作，同時是一部探討華裔女性言說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傑出作品。有論者這樣評論道：“《喜福會》……詳盡地講述了四位母親移居美國之前在舊中國的種種苦難經曆以及她們各自的、在美國長大而學有所成的女兒在現代化社會生活中遇到的煩惱。通過這八個人物的故事，小說探討了由中美兩個不同世界造成的母女兩代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中美兩種文學的衝突和差異。”⑥（董衡堽主編：《美國文學簡史》（修訂本），第6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我認為衝突既是文化意義上的又是兩代人之間的。”⑦（譚恩美，《訪談錄》，1996年。6。28，轉引自《新編美國文學史》第4卷，第379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上海，2002。）作品講述了華裔兩代女性中四組母女間的故事：吳素雲與吳精美；許安梅與許露絲；龔琳達與薇弗萊；顧映映與麗娜。每對母女輪番上台亮相，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曆和內心感受。她們的故事合在一起共同組成了一個廣闊的華裔生活世界。八個人物的生命軌跡和心靈傾訴用四個部分組合在一起：“千裏鴻毛一片心”，“道道重門”，“美國遊戲規則”，“西天王母”。可以有多種閱讀方法，一組一組母女去讀；按照排列順序去讀；按照代際身份去讀；一個一個人生際遇去讀等等。有點像撲克牌，怎樣洗牌都會有一種新的組合。用不同組合去閱讀這部小說，會帶給讀者不同的觀感和體悟。蘊藏著諸多故事：母親那一代人的移民史充滿辛酸血淚；女兒那一代成長史有著矛盾糾葛；母女之間的愛與衝突；中國人的生活觀、命運觀、信仰；兩種價值觀念的衝突；兩種文化的較量等。緊密地貼合在一本書裏，好像一個精巧的核桃，內裏有許多個分格，各自有自己的位置，組合在一起則構成一個堅硬的整體。這種不同人講述故事的方式極大拓展了作品的藝術空間，賦予故事很強的張力。
伍慧明的《骨》作品采用了倒敘的敘述方式，伍慧明回憶道：“許多這些老人家在生命盡頭時發現自己孤孤單單的。從很早開始，我就感受到他們不能返家的遺憾。在他們心中，工作和家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美國是工作的地方；中國是生活、真正生活的地方。他們所說的每個故事都是這麼開始的：‘在中國老家……’或‘當我們回到中國……’當我走出華埠時，經常遭人笑罵：‘回去中國。’回去這個字眼的重複以及何處是家這個問題，給了我回溯小說結構的主意。”⑧（單德興主編：《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第205頁。）小說從作品主人公華人後代萊拉在紐約悄悄結婚寫起，回憶在這之前因二妹的自殺而帶來的家庭創痛，並試圖探詢二妹自殺的原因。這也是作者刻意選擇的結構形式，以此來尋根溯源。葉脈伸出很長，幾乎將華裔所遇到的困惑、痛苦都以簡潔內斂的方式表現了出來。有論者在提到這一點時也說：“這種徑直追溯到先人遺骨的歸宿、借回顧曆史而對幾代人的命運所做的探究，無異於美國華裔對自身處境所發出的天問。”⑨（陸薇：《超越二元對立的話語：讀美籍華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小說〈骨〉》，載《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第47頁。））
此外，這些女作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第一人稱敘述的方式，有著獨特的魅力。第一人稱的講述可以使故事顯得真實可信，同時可以將大量的個人感悟、內心情感、所思所想都傾倒出來，視角雖是局限的，可也是無限延伸的，伸向內心，極微妙深邃的靈魂深處。
二、“講古”的敘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