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是個動詞，是跨越、交流、對話和溝通，既是對自我的豐富和完善。也是對世界的認識、了解和審視。人創造了文化，人也是處理不同文化之間交流和對話的主體。華裔美國文學作為異質文化接觸的產物和表現，蘊藏著巨大的文化與審美內涵。黃玉雪、湯亭亭、譚恩美、任璧蓮、趙健秀、黃哲倫、伍慧明以及改革開放後去美國的華人作家以其傑出的創作成就為美國文化帶去了豐富的成分。他們的作品大多是用英語創作的，並在美國圖書市場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美國文學史家在編寫當代美國文學史的時候已經自覺地將他們的創作成就當作美國文學的一部分。美國甚至更大範圍的外國讀者了解中國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是通過他們的作品完成的。他們對中國的描述是否客觀直接影響了英語世界的讀者對中國的了解。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發現，他們對待中國的態度是複雜而又矛盾的。一方麵，他們認同中國是自己的文化母國，對它抱有一種特殊的深情。另一方麵，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往往是二手的，通過父母輩或者親戚朋友，是片麵的，膚淺的。他們試圖以一種東方主義的視角來批判解剖本民族的弱點。
瑪麗安娜·赫奇在《女人的誕生》中說：“我們養育女兒意味著什麼呢？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文化給我們打上了限製的烙印，讓我們時時覺得自己不足。一個女人能為另一個女人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啟發她、擴展她把握實際可能的感覺……一個母親的人生——不管是嚴陣以待還是毫無防備——都是給自己女兒首要的遺囑。”⑩（Adrinne Rich,Of woman Born（1976）,10thed.,New York:W.W.Norton and Co.,1986,pp.246-247.）因此，母親們認為：“我必須把我過去經曆的一切告訴她，這是我能滲透她的皮膚，挽救她於危難的唯一辦法。”（《喜福會》）這樣，母親與女兒的關係不僅僅是女作家筆下不斷重複的意象，也成為女作家觀察世界、探討問題的特殊角度。在她們的故事裏，男性要麼缺席，要麼是反麵的存在，要麼麵目模糊。她們用母女生命鏈條的接續來構架小說敘事結構。這些母親善於講故事，也喜歡用故事的方式引導教育女兒，她們所用的語言是漢語，她們所講述的故事都是關於故土中國的。“語言是人們的文化屬性的主要載體：一個社群的文化結構的中心是它的共用的語言。”⑾（丹尼爾·貝爾：《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三聯書店，2002年，205頁。）“語言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具決定性地界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不同生存方式。語言就是一個人的屬性的載體，是觀察事物、經曆與感覺的某種方式的工具，是形成某種人生觀的決定因素。”⑿（丹尼爾·貝爾：《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三聯書店，2002年，162頁。）這些母親用語言和故事將中國和中國發生的一切與美國女兒緊密地聯係起來了。
湯亭亭的故事都是從母親處聽來的，她的小說中穿插了數不清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甚至笑話等等，這些帶有典型中國印記的故事強化了作品的中國色彩，也使趣味橫生，旁逸斜出一些別的主題和意蘊。《女勇士》是一部關於“母親”的書，在她幼年時期，母親英蘭給她講述了許多家族故事和中國的神話傳說，希望以此建構女兒的中國屬性，使她擁有一顆中國心。然而，往往適得其反。這些故事後來成為女兒創作的素材。作品通過母親的講述構築了一個以家族為中心的華人女性史。在這部作品裏，湯亭亭以第一人稱自敘的方式講述了兒時從母親那裏聽來的家族女性前輩的往事，再穿插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家族曆史，敘說包括自己在內的五位女性的命運故事。第一章“無名女子”，姑媽無名氏與人私通後不甘屈辱投井自盡的悲劇故事；第二章“白虎山學道”女英雄花木蘭代父從軍，殺敵雪恥的傳奇故事；第三章“鄉村醫生”，母親英蘭在父親赴美之後獨撐門麵，以高超醫術救助鄉民的故事；第四章“西宮門外”，姨媽月蘭遭到丈夫拋棄後因妄想而發瘋，最終死於瘋人院的不幸故事；第五章“羌笛野曲”，“我”自小不喜歡英語保持沉默，後來成為出類拔萃的優秀學生的成長故事。
譚恩美作品的結構異常精巧，有點像剝竹筍，剝開一層裏麵還有一層，外殼基本意義不大，主要蘊涵都在裏麵的核裏。譚恩美的作品中總有一個母親講述過去的場景，茹靈用稿紙，雯妮麵對麵，鄺用一個前世故事，陳璧璧借助鬼魂，“講故事”是她最主要的敘述方式，或以女兒講母親的故事，或以母親講述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多發生在中國抗戰時期，一個女人的悲歡離合，她在獨特時空中的人生際遇，她的人生所附帶的中國文化因子，以及她帶給美國女兒的影響。所有的母親都曾是小女孩，是年輕的女人，都曾單純無知，都曾有過慘痛的過去和許許多多埋在心底的秘密。茹靈的母親，茹靈，雯妮，雯妮的母親，《喜福會》中的四個母親，母親的母親，一代一代的女人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彙成一條女人河。“就是這些女人造就了她今天的生活，她們就在她骨子裏。”（《接骨師之女》，第290頁）
母親一代人大多生活在抗戰時代，在自己三十歲左右去國離鄉，萬裏奔波來到美國，經曆諸多艱辛終於在美國立足，有了幸福的家庭和令自己驕傲的兒女。但是她們的故事埋在心底，兒女輩並不知道她們曾經的艱辛和苦難，兩代人常常因誤解而心生芥蒂，發生衝突。終於有一天，母親們決定講述自己的故事，她們揭開記憶的傷疤，把血淋淋的傷展示在女兒們麵前，把多年來的鄉愁和痛苦宣泄出來，女兒們也才真正懂得了自己的母親輩，才看到了母女間一直牽係的血緣臍帶，這是誰也無法剪斷的，它們生長在血脈深處。在母親故事的影響下，已經徹底美國化的女兒們開始回望故國，開始追溯自己身上的文化基因，在抗拒和抵製中慢慢有了認同。
她的作品裏經常出現的還有一種女性之間的深刻的友誼，勝過姐妹超越夫妻，甚至母女的一種感情，她們一起共過患難，彼此為對方保守秘密。她們有共同的過去，共同的命運，身為女性的惺惺相惜，這些將她們緊緊連在一起，使她們有一種金石般堅實、忠誠的關係，比如《灶神娘娘》中的雯妮和海倫；《接骨師之女》中的茹靈和高靈等，她們之間或許並沒有血緣親情，可是同為女性的命運卻將她們聯係在一起。高靈和茹靈之間，“兩人之間發生的許多事情，足以讓大多數姐妹斷絕關係，但她們兩個卻毫不動搖地堅持著忠於對方，多少恩怨糾葛，愛恨情仇把兩人緊緊綁在一起，怎麼也分不開。”“多少年來，高靈和茹靈兩人一直輪番保護著彼此。”當許安梅的母親隻和女兒在一起的時候，她會變得快樂溫柔。母女倆圍爐夜話，談天講地，日子過得溫暖舒適。然而吳青和其他姨太太一回來，她立刻變得焦慮、恐懼、煩惱。姨太太之間的權謀心機，討男人喜歡的打扮和言行等出自自己意願之外，都讓她壓抑而屈辱。她希望吳青能給她買一間獨立的不被打擾的小屋，她能和女兒生活在一起。但是即便如此，譚恩美還用蜻蜓點水的筆墨寫到了人性的微妙之處：雯妮和胡蘭是患難與共的好朋友，但是兩個人也會因為誰的丈夫官階高，誰有錢請保姆之類的瑣事攀比，生氣、嫉妒。吳精美和薇弗萊從小到大見麵後總有幾分不對勁，她們互相看不起，言語中暗中相傷。在譚恩美看來，得之於她們的中國母親和中國血統。因為“琳達姨與我媽媽既是好朋友，卻又幾乎花了半世的時間在互相攀比各自的孩子。”（《喜福會》）這使得兩個女孩子暗中較勁兒。
譚恩美還在小說中試圖解釋一些英語詞彙，在這種針對英語讀者的細致描述中，詞語的內涵和外延都被極大拓展了。在中文裏可能隻需一個字或者一個詞大家就能心領神會，而在英語裏則需要一長段予以闡述解釋。中西文化在語言上的差異也因此顯露了出來。比如“逃難”，母親覺得沒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中文裏有許多不同的字來表達這類麻煩。“你很幸運，從來沒有經曆過逃難。這個字是指一種可怕的危險來了，不光是對你一個人的，而是對很多人的，所以每個人隻能照管自己。這是一種追趕你的恐懼，一種病，就像高燒那樣。所以你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快逃，快逃！——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沒別的念頭了。你頭上的頭發都豎起來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連那個要殺你的人的喘氣聲都聽見了。你隻要聽到一聲喊叫，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夠了，高熱就變成寒顫，流遍你的全身，從背脊一直流到腳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來，跌倒，再跑，再跌倒。”（《灶神娘娘》）
除了用語言描述，她還用血淋淋的事例來講述逃難帶給普通人的苦難，比如吳精美的母親吳素雲從桂林逃難時，她有一輛獨輪車推著她的行禮和兩個孩子，可是在行走的過程中，所有的東西被一樣樣拋棄，桌子、衣服、吃食，最後是孩子。她自己生了重病，生死掙紮之際，她把首飾裹在孩子的衣服裏，把孩子放在路邊。她後來被人救走，卻再也找不到兩個孩子了。此後的生活裏，她一直生活在自責和愧疚裏。
三、移民的痛苦
當代後殖民大師愛德華·賽義德在他的《流亡的反思》中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議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經曆起來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強加於個人與故鄉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它那極大的哀傷是永遠也無法克服的。雖然文學和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種種英雄的、浪漫的、光榮的甚至勝利的故事，但這些充其量隻是旨在克服與親友離散所導致的巨大悲傷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將永遠因為所留下的某種喪失而變得黯然失色。”作為一名來自阿拉伯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後裔，他是一名典型的流散知識分子。在長期客居他鄉的生活中，這種流亡導致的創傷無時無刻不表露在他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