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娜和哈羅德的婚姻在帳單問題上打結，兩人婚後也AA製，但常為誰該付殺蟲劑的錢之類的瑣事而經常吵架。麗娜為此覺得情感也受到很大困擾和掙紮，甚至懷疑自己與哈羅德之間是否有愛情。從他們戀愛之初，麗娜就以一種仰視的姿態膜拜的心態確定了兩人之間的位置，故而全身心奉獻還唯恐對方不滿意。害怕他不喜歡，包括自己的身體、喜好，竭盡全力討他的歡心。比如爭著付帳，無端地擔心和懼怕，害怕自己不是想象中的女子。“當他向我求婚時，我覺得自己是那樣的幸運，因而我也十分擔心，所有這一切原本不該讓我消受的福氣，有一天會從我身邊溜走。”“天啦，你並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樣的女孩子。你到底是不是？”包括在床上予取予求，而哈羅德從不關心她的感受。婚後，在他們合作開的公司裏，麗娜把愛融成對丈夫事業的關切，提供了許多好點子，好設計，並甘心在丈夫公司裏做一個最勤奮貢獻最大的小職員。貢獻極大，包括大多數創意都出自她的手，但是哈羅德為避嫌疑不給她升職加薪。“我做得那樣努力，可哈羅德對人人都按勞付酬，唯獨我不是，這令我很是不快。”同樣的付出，哈羅德的工資是麗娜的七倍，但在家庭支出裏，他卻斤斤計較，兩人常為一些瑣細的支出該誰付帳單而爭吵不休。這一切讓麗娜身心俱疲。母親的一句話點醒了她：知道遲早要碎，怎麼不想個辦法製止它？
母女之間似乎隔著一條深河母女間隔著道道重門。她們鬥心機、鬥嘴，為是否應該聽話和怎樣選擇人生而苦苦抗爭。母女之間並不曾真正相互了解過，隻是以自己的理解來彼此揣摩對方的意思。“往往來自母親的訊息是以減法的形式入我耳，而來自我的訊息則是以加法的形式傳入母親耳中。”（《喜福會》）吳精美的母親曾試圖將中國氣質傳輸給“我”，一心想發掘“我”身上的潛能，這是因為她在中國失去了一切，雙親、家園、前夫和一雙女兒，所以“媽將一切未遂的心願、希望都寄托在美國這片土地上。”她確信“在美國，任何夢想都能成為事實。”但是，她的良苦用心並未被女兒所領會。母親從做清潔工的各個住戶家裏要來的各種舊雜誌裏搜羅出的智力測試題對“我”進行測試，然而“每一次都是以滿懷希望開始，以失望而告終”的測試使我憎恨，因為它們使我一次又一次看到自己的平庸而不是發掘出天才。於是“我”用無精打采進行軟抵抗，並發誓不要母親來改變“我”。
盡管如此，母女之間的血緣臍帶的情感聯係最終將跨越這一鴻溝。女兒們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她們也終於為人妻為人母，經曆人世滄桑後，紛紛回望自己的母親，從她們身上吸取力量。安梅在小兒子溺水身亡之後，大聲咒罵龍王和上帝，把一向信奉的聖經墊到桌子腳下。在母親去世以後，吳精美才發現母親那些抱怨都是有道理的，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好好了解過母親。她在喜福會阿姨的鼓勵下，帶著對母親的深切眷戀，踏上了回中國的旅程。就在踏上中國國土那一刻，“我一陣激動，隻覺得額頭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著，從骨髓深處，我覺得一陣深切的疼痛。我想，媽講的對，我覺得唯有這時自己完全變成一個中國人了。”回中國的過程就是一點點找回自己的中國基因的過程。直到見到那兩個同母異父的姐姐，才感到“一種無法描述的親切和骨肉之情，”“我終於看到屬於我的那一部分中國血液了。嗬，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國基因，經過這麼多年，終於開始沸騰昂起。”在一張三人合影裏，我們看見：“我們都很像媽媽，一樣的眉目，一樣的嘴唇，我們看見媽媽了，正驚喜地注視著她的夢開始成為現實……”
三、文化差異與母女衝突
母女關係的本質特征在於它首先是一種關係模式，蘊涵著一種既有聯係又互相對立的關係內涵：母輩因素一方麵是女輩因素的本源，同時又是女輩因素成長的障礙。女輩是母輩的延展，同時又是一種反動和背離。這種矛盾對立的關係模式實際上蘊涵了“我－他”理論視角，一種關照事物的矛盾集合化的思想方式。母輩代表權威，女輩代表對權威的抗拒。如果說母輩代表了生命本源和保護這種生命的要求的話，那麼女輩則代表了對原本生命的超越，對新生的渴求。
在母女關係主題裏，我認為譚恩美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最大的傷害往往來自自己最親近的人。如果愛的方式不對，愛就有可能變成尖銳的傷害。就像譚恩美作品中深深困擾的母女，她們彼此深愛卻多年來不懂得溝通的技巧，因此聽不到對方的心靈的呼喚。她們之間都發生過激烈衝突，甚至到達生死邊緣。由此引出她要講述或者說探詢的問題：如何做母親，如何做女兒？母親對於女兒的成長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為什麼母與女這一對原本應該最親近最相愛的同性之間會發生這麼深的隔閡和傷害？怎樣溝通和相互理解？她在《接骨師之女》中說：“母親是一切的發端，一切都是從她開始的。”譚恩美在她的散文中多次提到自己母親的歇斯底裏和神經質式的以自殺相威脅，她不是說說就算，而是真的付諸實踐，並曾近乎瘋狂地拿刀架在譚恩美的脖子上逼迫她答應自己的要求。這些椎心刺骨的親身經曆是譚恩美寫作的原材料，因此可以說這些追問有著泣血呼號的意味。
母女主題是她用得極為順手也最為常用的主題，在譚恩美的作品裏，總是會有一個中國母親和一個在美國長大的女兒。美國女兒與中國母親之間，從最初的誤解到最後跨越鴻溝達成理解，母女情深。這之間經曆了漫長的過程，母親和女兒都飽受心靈和情感的折磨。作品中的華裔母親雖然在美國生活多年，但還是固執地保持著在中國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並沒有太多改變。而女兒在美國成長的過程早已經將自己當成美國的一部分。最初的難以溝通既有文化差異造成的，也有兩代人的代溝。美國女兒已經融進美國主流社會，她的各種價值觀念已經被主流化，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這使她不喜歡母親的嘮叨、勸告。為此她們常常爭吵。女兒因此認為母親是不了解自己的，難以溝通和交流的。
與前輩女作家不同的是，黃玉雪、湯亭亭筆下的華人父母常常教導子女，要學習並記住中國文化，玉雪父親就親自給女兒講授中國唐詩、曆史等，並送她到中文學校讀書。湯亭亭的母親則不斷講述中國的故事以使女兒記得中國、了解中國。而譚恩美筆下的母親則清楚地知道，子女的前途在美國，她們迫切希望女兒們有一技之長，能在美國主流社會嶄露頭角，然後紮下根。希望女兒能夠圓自己不能完成的夢想，因此逼迫兒女們去學習各種技能，挖掘女兒的潛力。
“華人移居海外，常會由於生活在從語言到文化習俗、風土人情全然陌生的社會而強烈思鄉，又由於受歧視不為該社會完全接受而牢牢地固守故國的傳統，並深怕出生在外國的子女與該國文化傳統認同而與自己產生隔閡，便特別迫切地向子女傳授故國的文化與習俗，希望子女能接受自己的價值觀念。”④（饒芃子、費勇：《海外華文文學與文化認同》，載《國外文學》1997年第一期，29頁。）《喜福會》中吳精美的母親就是這樣，用做清潔工為代價換取一位耳聾的鋼琴老師為女兒免費教琴。但是，她得到的卻是女兒的拚命抵抗。“我”認為是對我的自由的侵犯，“有一種被送進地獄的感覺”，“我”哭著嚷著跺著腳發脾氣，“我現在不是很好嘛！我本來就不是神童，我永遠也成不了天才！我不會彈鋼琴，學也學不會。”而母親厲聲斥責道：“誰要你做什麼天才，隻要你盡力就行了。”並忿忿不平地說：“我這樣的操心，到底是為的什麼呀？”於是“我”雖然練琴，卻用消極抵抗的方式來對抗媽媽。明明有天分，卻並不認真去學，加上老師是個耳聾之人，聽不見我的瞎胡鬧。母親一直以為我在認真練琴，還給我買了一架鋼琴。在一次華人小圈子的聯誼會上麵，她嚐到了平時漫不經心學習的苦果，她把那首曲子彈得錯誤百出。這既讓她自己覺得丟臉，也是使得她的父母感覺失盡顏麵。當母親還堅持讓我彈琴時，“我打定主意，我再也不聽她擺布了。我不是她的奴隸，這裏不是中國。我以前一味由她擺布著，結果呢？她這樣做太笨了！”她並不認為在聯誼會上的慘敗是自己不努力的結果，而認為是母親愚蠢的培養女兒的方式造成的，認為自己如果繼續練琴就是甘當一個奴隸，自己是在自由的美國，而不是專製壓抑的中國。
母女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正麵衝突。女兒說：“我成不了你希望的那樣的女兒。”而母親用中國話高聲說：“世上從來隻有兩種女兒，聽話的和不聽話的。”“聽話”在這裏是中國人對兒女評價的標準，聽從父母的安排，惟父母是尊，孝道就是絕對的服從。女兒憤激地宣布：“那麼，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兒，你也不是我的母親。”在這次激烈的母女爭鬥中，為了反抗母親，女兒在慌不擇言的情況下將母親最隱秘的傷痛揭示出來，說希望不做她的女兒，希望自己跟桂林那對雙胞胎一樣死了。人性中的陰暗其實潛藏在人的靈魂深處，不去觸動或許不會發覺，即便是十幾歲的孩子也知道如何迅速擊中人的軟肋，如何讓強硬威嚴的母親一下子變得“呆住了，她放開手，一言不發地，蹣跚著回到自己房裏，像秋天一片落葉，又薄又脆弱，沒有一點生命的活力。”母親最疼痛的地方是女兒打出的，血淋淋的不堪回首的過去是女兒翻開的。在母親後半生的懺悔和自責裏，那兩個被遺棄的女兒成為不能碰觸的傷口和不堪回首的過去，她在潛意識裏把對那兩個女兒的愛全部加諸在精美身上了，所以她迫切希望發現女兒的天分，以把她培養成一個天才。而在女兒是無法理解這一點的。她一直認為母親不過是愚蠢地在與琳達姨攀比女兒，是虛榮心在作祟，所以強迫她學習，是把女兒當作私有財產，當作奴隸。
和媽媽相反，女兒認為自己隻能成為“我自己。”練琴成為母親的夢想，女兒的災難。爭吵之後，琴被封了起來，直到女兒三十時被當作禮物送給她。母親去世之後，女兒才重新打開琴蓋，她發現自己清晰地記得樂譜，曾經認為很難的曲子彈奏得很順手。自己確實是有音樂方麵的天賦的，當年她胡鬧地學習也很快掌握了要領。她隻是被自己的執拗，盲目的逆反心理蒙住了眼睛。她因為那首《請願的小孩》與母親發生激烈的衝突，現在卻發現，在它的旁邊有一首《臻美》。她終於悟到，兩個曲子其實是同一個主題的兩個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