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反諷的是，巧巧正是在法治聾啞的地方被一步步推進罪惡的深淵，而在她生命的終點，金鑒等人卻是以法治的名義裁決了她。
巧巧對金鑒的愛與扶桑對克裏斯的愛有幾分相似，都是在最沒有希望的時候升起愛的希望，激發那份愛的是男人拯救的正義感和救渡天下的情懷。這樣的愛帶著仰視，必須徹底斬斷情思。都寫到紐扣，巧巧從自己衣服上剪下一粒白色透明的紐扣釘在了金鑒襯衣上；扶桑從克裏斯的胸前咬下一顆銅紐扣包在自己的發髻裏。
三、追溯悲劇之源
《誰家有女初長成》中，人販子也並不是麵目可憎的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曾娘一樣的熟人，是“戴著眼鏡，笑著一個白淨書生的笑，”是一個文縐縐的男人，像一個中學老師。養路工大宏與傻子二宏，更是一對純樸、勤勞的兄弟，雖長相醜陋，但是對巧巧百依百順。之所以會花一萬元去買一個女子做妻子，是因為住的地方過於偏遠，娶不到妻子。在巧巧初來時並未對她動粗，隻是做好吃的讓她感動，讓她心甘情願的自己把自己送給大宏。二宏雖然傻得讓人厭憎，但他也是像狗灰灰一樣愛著那個巧女子。大宏對弟弟的無條件的愛更是讓人為之心動。正是這樣，才讓故事更為可悲。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說到一種悲劇“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加在巧巧們身上的無形繩索有這樣幾條：無知，沒有文化，輕信。而居住在文化光輝照耀不到的山鄉是她們悲劇的起源，因為無知才不識人，不識得奸詐詭計，盡管她也不無聰明，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裏是個巧女子。這種巧能夠讓她搭上一個同樣淳樸的陌生山裏人的自行車，能夠快速的將背到集上的山貨賣掉，能夠贏得男人的喜愛。但是卻不足以認清從繁華都市裏來的騙子。巧巧一心要離開貧窮的家鄉，隻有依靠曾娘這樣的人。
輕信，同樣源於對山鄉外的生活的渴望，對繁華都市的向往。這種渴望彌漫在山村，這種渴望沒有帶來對文明的追求和學習，反而成為輕信的另一個原因。輕信曾娘，相信人販子的愛情，被糟蹋之後用刀解決問題等等，一步步走下去，已經傷痕累累，已經不能回頭。她們的命運出路在哪裏？讀書嗎？是不是有了文化就可以規避悲劇的誕生呢？像那位金連長所深惡痛絕的那樣？
即使巧巧她們沒有遇上曾娘，順利來到了都市，就能實現夢想，就能幸福嗎？小說中一直沒有正麵現身的慧慧可以看作是另一種命運，她們成為長長的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然後拿到極其微薄的薪水，得了重病之後隻能在家中等死。還有另一類女孩，那是在《誰》文中沒有出現，卻在另一些作家筆下濃墨描述過的女子，《泥鰍》（尤鳳偉）中那些被迫或者心甘情願賣身的女子，她們隱沒在一盞盞紅燈後麵，構成城市另一種不乏誘惑但是墮落的風景。對於巧巧們這類鄉村女子而言，似乎沒有太多別的出路。她們原本清純如山間一汪清泉，卻在現代化的步伐中迷失了自我。這類女子是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任何作品裏所沒有的，專屬於九十年代以後的文化創造。
但是，遺憾的是，大多數作家對這類女子寫作時，采用的是描述性的，隻是將事實或者說作者自認為的事實擺在我們麵前，而缺乏理性深入的研究。這些女子為什麼會成為紅燈中的風景，與前麵我們提出的，為什麼會被拐賣，幾乎是一個問題的兩麵。仍然未能從作家筆下找到答案，我們也無法勘測清楚她們的心靈。
小說“可以記錄潛在於曆史學家的不以個人為主的編年史之下的人類經驗。”而這些經驗可以幫助說明事實。（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P5.）巧巧被拐賣對她個人來說隻是人生命運的瞬時拐彎，是一偶然事件，所謂命運，就是人力無法改變但它卻改變了你的一種強大的力量。“你看那偶然性：謬誤是它的兄弟，愚蠢是它的嬸娘，怨恨是她的祖母，而它卻統治著這個世界；每一年每一日，它通過或大或小的災禍加重了大地上每一個孩子的生活的苦難，當然也加重了你們的孩子的生活的苦難。”（叔本華《論生命的智慧》，見《西方思想寶庫》，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P1433頁。）“上帝統治著萬物，而偶然性和機會又與合作來治理人類的事物。”（柏拉圖《法律》，見《西方思想寶庫》，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P1427頁。）
而讀者清晰看見了它的必然性，文明世界創造了物質豐盛之後，也製造出太多精神垃圾和苦難、悲劇，（電視機讓她們知道了深圳，知道了外麵的世界，對文明和繁華的向往，淪落到了偏遠山鄉大宏處時最渴望的由此發生血案的還是那一台電視機。）從巧巧踏上遠方的行程開始，她就注定城市文明這架無情機器下的犧牲品。曾娘和李表舅那類人不是個別的存在，他們已經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是都市文明滋生出的垃圾，他們坑蒙拐騙，以錢和性（放黃色錄像）汙髒了淳樸的鄉村，將頹靡的都市氣息吹向了黃桷坪那樣的閉塞鄉村，將巧巧那樣要強能幹的女孩子推進悲劇。他們是另一種形式的唐金明之流，用榨取同類的方式獲得財富。“我同情他，誰同情我呢？”這是他們自辯的理由。道德淪喪、良知泯滅的理由。這種巨大的邪惡的吞噬力量代行了命運的功能，改變了一個又一個鄉村女孩的命運。在現代化的今天，逃離鄉村成為她們的夢想，但她們能去哪裏呢？在發達城市的工廠流水線上做工，一天工作十幾個鍾頭，低廉的工資，高強度的勞動，慧慧那樣累成肺癆“一天在流水線上坐十六個小時，吃飯隻有五分鍾而買飯的對要排一小時，就這樣也不耽誤深圳天堂般的好。”；被趁虛而入的人販子抓住她們的天真無知，拐賣到更為偏遠的山鄉，成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滿足那些饑渴男人的性欲；……沒有文化，沒有技能，她們幾乎並沒有多少路可以選擇。誰來救她們？潘富強，長臉警察都是知道底細，都曾有機會阻止，但是他們有能力阻止嗎？一隻看不見的手，被金錢、欲望牽引著她們這些山窩裏的金鳳凰，無數個巧巧都在踏上這條路。這股洶湧的暗潮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清除？怎樣給那些有夢想的要強的鄉村女孩提供機會？
巧巧的小心、知趣、忠厚、信賴，都是土性的，來自世世代代在黃桷坪生存的經驗遺傳和積累，她們對城市的向往中有幾分畏懼，怯生，害怕城裏人的壞脾氣，害怕被看不起。而她們之所以甘願接受郭大宏，也是因為大宏曾化了一萬塊錢買她，是土性中的圖報心理，拿人家的手短的認命。另一個是吃國家飯，城市戶口的夢想。雖然被拐賣給大宏，巧巧是滿腹委屈，但是勤勞質樸的天性還是使她在那個家中忙碌起來，她養豬養兔種菜編織毛衣，為那個家更像一個家而麻利地操勞。大宏“牛一樣忠厚，馬一樣勤勞”，巧巧何嚐不是“牛馬性格”？！雖然有些任性，有些在大宏麵前的嬌縱，那都來自被拐賣的屈辱。她應該有走的機會，她不走是因為貪念這份溫馨，是因為大宏用一萬塊錢買她的歉疚。她還沒真正恨大宏，所以她總是渴望大宏給她一巴掌，給她一個強硬的離開的理由。隻等她不想要孩子挨了大宏一巴掌之後，才第一次從肺腑深處的痛哭，想到自己流落異鄉的悲淒。
大宏對傻兄弟的仁義、袒護和嬌縱，固然是他對死在蘭州的傻兄弟的愧疚，也是對這份傻的痛惜和血緣的維護。當巧巧被二宏糟蹋後找他評理時，他一句：“你又不是沒給人禍害過”徹底傷了她的心，也讓巧巧徹底絕望，所有仇恨在瞬間爆發了，提刀殺了兄弟二人，釀造了人間慘劇。在大宏的邏輯裏，二宏是他在父母臨終前發誓要照顧的傻兄弟，是與他共享一切的，何況二宏對巧巧傻裏傻氣的好，買巧巧的錢裏有二宏一份，所以二宏是有資格共享巧巧的。這與大宏他們的女性觀有關，他們認為女人就是用來享用的物體，如同衣服，而兄弟才是手足。於是，在他們那裏，荒謬成為合理，守信義重承諾成為罪惡的推動力。
這使巧巧徹底省悟了自己的遭遇：“所有人——從曾娘、姓曹的，到大宏、二宏，全都串通好了的。他們串通一氣，把巧巧化整為零，一人分走一份。誰都在她身上撈到好處，就是她自己成了好處提取後的垃圾。爹疼媽愛的巧巧，最初也不過是這些人手裏一塊糕餅，大口吞小口啃，巧巧給他們咀嚼，咂巴著滋味，消化。巧巧感到自己此時是一堆穢物，消化後的排泄。”自尊的徹底喪失，所有的屈辱和仇恨都被瞬間喚醒，那一句話拂去了她眼前最後一層麵紗，讓她看清了真實處境和她在人眼中真實的自己，看清了男人的愛，具體說大宏的愛，這是她第二次在迷惑於男人的愛後的覺醒，這種覺醒殘酷得無法麵對，使她覺得自己連雞都不如，這種心甘情願地送給男人舒服的被欺騙的屈辱感，全部在寒冰中醒過來。“捆隻母雞到場上去賣，你還得費勁攆它一陣，還得抓把好米誘它。栓頭羊去宰，也得聽它咩咩地吵鬧一陣。一個在黃埆坪一貫逞能的巧巧，竟一點都沒讓他費事，繩子都不要他一根，自己就跑來挨宰了。”這是巧巧最深的隱痛。
四、《第九個寡婦》：地母一樣的雌性
《第九個寡婦》似是對扶桑故事的另一種改寫，或者說生活在大陸的扶桑。《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是姊妹篇，都是講述新中國成立到文革那段曆史，都是以一個女人的傳奇故事為敘述線索，而這個女人有著太多相似之處。她們都有著混沌無知的一麵，都有健康血性的美麗和生機勃勃的活力。經曆特殊的時代，她們堅韌地麵對了自己的苦難。《第九個寡婦》著力寫一個“孝”字。七歲的王葡萄逃黃水來到史屯，她的公公用兩袋麵粉買下了她。以免被跟她公公同齡的孫克賢買去糟蹋。這個聰明俊秀的女孩子當天晚上就站在跟自己差不多高的灶台涮鍋，而孫克清則給她墊了個凳子。可以說感情從這一刻開始就已經建立起來了。在以後的歲月裏，孫克清一直以這種暗暗相助的方式給予葡萄親情。葡萄在那個家中雖是童養媳，卻享受到了生命中難得的親情。十三歲時，葡萄生了重病，別人以為她必死，但二大也即孫克清堅持延醫請藥，救活了她。在她十四歲時，孫家人將她風風光光嫁給了自己的三兒子鐵腦。但不到兩個月，日本人前來清查村裏的八路，幾個媳婦犧牲自己的丈夫換回了八個老八。而葡萄領回自己的丈夫，當天夜裏，鐵腦被殺。葡萄成為村裏的第九個寡婦。被當作奸細媳婦的葡萄隻有一條樸素的真理：鐵腦是我男人，我不救他救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