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女性形象的塑造
嚴歌苓的創作常常落筆於國內的人和事，她非常關注女性的命運，常常與那些底層生存的，有著悲劇遭遇的女性有著感同身受的疼痛感。除了對其生活進行描述外，更是以一顆女性的心靈對作品中的女性進行了精微化、細膩化的心理刻畫。在嚴歌苓的小說敘事中，筆者發現傳統文化是她繞不開的情結。無論是塑造人物，還是解剖心靈，她都會自覺不自覺的將傳統文化化解其中。尤其是塑造女性形象，更是運用了道家標準，描畫出一個又一個的道家女兒來，寫出那些女性身上法天貴真的土性。這是接受了西化教育之後更為深刻疼痛的眷念。
和《扶桑》相似的是，巧巧也是一個被拐騙的女性。不同的是，扶桑是百年前大山深處的女兒被拐到異國他鄉，而巧巧則是當代的女子被賣到國內的大山深處。相同的是，扶桑和巧巧都有著土性，泥土一樣真誠，泥土一樣低賤平凡，任人踐踏耕種收獲。但是同時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
一、牛馬性格的巧巧和“認命”。
《誰家有女初長成》化用了唐朝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的一句詩“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敘述一個山中農家女孩潘巧巧被拐賣到偏遠山鄉，被拐賣給兄弟二人，不堪兄弟淩辱，殺掉兄弟倆，逃亡到邊境一個兵站，最終被逮捕的傳奇故事。這個被拐賣的故事寫得暗潮洶湧，人物心理絲絲入扣。農家女孩潘巧巧原本是一個天真嬌憨的女子，她生活的山村封閉、寧靜、純樸，但是也不能逃過城市文明的侵蝕。乖巧聰明的女孩潘巧巧在她的黃桷坪很巧，具有好女人的一切素質，本是山野一朵自足開放的燦爛小花，她對人生充滿了美好憧憬，對人信賴，對這個世界忠厚寬仁，卻被一步步誘入命運的陷阱。
農村的生存境遇使農村女性先天的具備這種土性，她們仿佛開放在山間的野花，平凡的生存，默默的開放是她們一生的描述。在沈從文筆下的《邊城》中，我們讀到過這樣精靈一樣的山間女子翠翠、夭夭，她的美與自然融為一體，幹淨淳樸。但是，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也使她們離開了生長的土壤，必然的要融進城市文明，在這種融入的過程中，她們的命運怎樣？作者通過一個無知無畏又無可奈何的青春故事，寫出了人的渺小，人在環境中的不得已。女性被肆意踐踏的命運和她們的掙紮，這可以看作一個社會問題小說，作者在追問：為什麼那些女孩子會被拐賣？她們在想些什麼，她們如何麵對被拐賣之後的生活？當代社會中的翠翠是如何融進城市文明？
這不能限製山裏的孩子對外麵的世界的渴望。貧窮使她們渴望著深圳和以流水線為代表的城市生活。這種誘入是必然的，封閉的山鄉也因有了電視而吹進了城市文明的風，然而一個重要的先天的缺陷在於巧巧沒有文化（隻讀到小學五年級），但是口舌伶俐，對鄉間人際交往，鬥嘴調情十分精通，這是在鄉間文化環境中成長的真實的女孩。她一心向往電視裏看到的繁華城市，要擺脫閉塞的鄉村。這是無處不在的媒體的影響力，是都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殖民和強大的吸附。它給巧巧這類女孩子展示了一個十分廣闊的新鮮的生活空間。在被拐賣之前，這種渴望是她們唯一的最大痛苦，折磨著她們。
在去深圳得了澇病回來的慧慧的描述中，深圳成了一切夢想的載體。她渴望在那個發達城市靠自己的勞動當一名流水線上的工人。“因此巧巧是怎樣也要離開黃桷坪的，世上哪方水土都比黃桷坪好，出去就是生慧慧那樣的肺澇也比黃桷坪沒病沒災活蹦亂跳好。”到了大宏那個深山坳裏，巧巧渴望的也還是一台電視機，“讓外國、讓深圳伸一隻腳到這個鬼都不生蛋的地方來。”電視所代表的外來文明帶給黃埆坪的巧巧們心思的變動，她們渴望離開封閉的山鄉，渴望到現代化都市裏去生活。卻掉進現代化陷阱裏，成為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這是巧巧偶然命運中必然的一環。想要離開貧窮的家鄉，但又沒有別的途徑。這也是這個時代的病症之一，重男輕女的傳統，再加上輕視教育，是孔人讀書無用論在山鄉的現實例證。女孩子大都不讀書，但是都渴望離開山村，至於離開之後怎麼辦，會有怎樣的命運，則缺少關注的目光。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她們的命運是被遮蔽了的。
她離開家鄉，同時也就被家鄉拋棄了。再也回不去了。“黃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沒有彙款單來，她們的父母就象從來沒有過她們一樣，就象懷胎懷得有鼻子有眼了，硬給鎮計劃生育主任押解去打掉的那些娃兒一樣，落一場空。那些父母想得很開，這些沒有彙款回來的女娃兒就算多懷個十六七年，十七八年的一場空。”黃桷坪的人從不為那些幹幹淨淨消失掉的女孩們擔心。這些不帶一點敘述情感的語言很有力量。平淡中埋了刺，簡簡單單，卻一層一層不動聲色地把真相剝給你看，血淋淋卻又沒有血腥氣。寫出了鄉村女性的悲劇命運。
巧巧的向往落在曾娘們眼裏，正中下懷，無數個不安份的要強的女子就成為她們謀取暴利的工具，被騙著走向了各自的命運之路。正是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形成的驅動力。
認命中的“命”是指命運，也即人力所不能改變的一切客觀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綜合。老子也曾認命，孔子也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③（《論語·堯曰》。）也曾多次感慨，事情成敗並不由己。這種關於命運的認識已經俗化為中國普通民眾的思維方式了。俗話不是說“富貴在天，生死由命，”“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命裏隻有三鬥米，”人們稱賞儒家的樂天知命，容易滿足現狀，輕易地就為自己找到了滿足的理由，也就是認了命了。
當巧巧帶著渴慕和對城市的懵懂，隨人販子曾娘離開鄉村，一步步走入人生的陷阱的時候，俯視的我們，感受到的是鋼針般刺心的疼。無知無畏的她居然相信人販子的愛情，甘願獻身與他，又在昏睡中被賣到偏遠的山村。被拐賣到大宏家，她抗爭過一段日子，認清自己被騙的事實後，也隻是哭鬧了一場，卻被養路工的樸實，對她的好所感動，一頓熱飯菜，一個假相的溫馨氛圍，一張結婚證，也認了命。不再抗爭，缺乏抗爭命運的精神和氣魄。她開始為大宏打扮，在院牆下開菜地、種芫荽辣椒，買了豬崽、四個兔子喂養起來，菜園子越建越大，家務越做越多，也都是她認命，在悲劇命運中尋找快樂的表示。如果不是傻子弟弟二宏在大宏的默許下，在她小月之後“享用”了她，也會這樣帶點不情願，牢騷和小幸福地過下去，生孩子，和他去醫院流產時碰見的那位從江西拐賣過來的孕婦一樣。憋著一股巨大的委屈，既然稀裏糊塗來了，盡量把日子混下去，“能揮霍就好好地揮霍，能糟蹋就好好糟蹋，錢也好，時間也好。”而兩位可悲的女人還在那裏互相攀比、嫉妒、身在苦中而不知其苦，在攀比中發現自己並不是那麼不幸；並因此滋生出一種驕傲。她對生活的要求其實很低，一個疼愛她的男人，一台電視，一些讓她忙碌的雞鴨豬狗，她就能做一個能幹的主婦，給她身邊的人帶來幸福。然而掉入陷阱的她注定要一步步走向毀滅。她的反抗是她悲劇的來源，反抗出生環境，反抗兄弟倆的共同占有。人生對她而言，是一個早就等在路上的圈套，一點點收緊了，勒住了她的人生。巧巧一度迷失了自我，在假象的溫馨和自我安慰中要安於被拐賣的生活，認為自己可以忘卻過去，忘掉恥辱而開始新的生活。但是，生活的殘酷就在於不能容忍任何一個人的幻想和鏡像的存在，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擊破。最後她才母獸般凶狠起來，殺了合謀的兩兄弟。
“一個女人認了命，自己是不知道的。……巧巧很多日子以後回想起這個晚上時，才懂得自己；她那時才懂得自己其實跟祖母、母親，黃桷坪一代代的女人相差不大，是很容易認命的。”嚴歌苓多次用這樣的倒敘句式來穿插自己對人物命運的觀感，假借主人公之口，造成一種反省氛圍，一種屬於思想者的善於總結歸納的氣質。類似的句子還有，“在一切都一去不返的那天，巧巧回憶起這廚房裏的溫暖、氣味、歌聲，她那時明白此刻的自己正是在聽‘血染的風采’時被打動了，使她得到一種假相的歸屬感。”如果沒有這些穿插，那麼隻會是一個簡單的關於拐賣的社會新聞故事，並且因屢見不鮮而顯得題材陳舊。但是嚴歌苓高明之處就在於她善於點染。把對女性命運的思考拓展出了社會問題的層麵，她並不想把小說當作“社會疾病的診所”，而是想深入到一個女子的心靈世界，了解她之所思所想。她們實際上也是自己內心激情的犧牲品。
這實際上是嚴歌苓一貫的做法，她是個命運感和女性意識很強的作家，她很有抗爭意識，但同時她也認同人在命運中無可奈何的渺茫感。在強悍的人生風暴麵前，人隻不過是一粒沙子，愈反抗，墜落得愈快。尤其是女性，很難掙脫命運所加諸給她的困局，因而認命，坦然麵對，積極承受，苦中作樂，呈現出另一種美來，比如扶桑、王葡萄等也是這一類。而作為一個作家，隻有看到我們人生中的力所不能及之處，才更真實，更有深度，縱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者仍看到了藏在成功背後的真實。
看看她所描寫的其他的女性，比如小漁，扶桑都是對自身命運很懵懂，帶些傻氣的善良溫厚。巧巧身上的這種女人特質似乎是從這些小說人物中一脈相承下來的。
二、實惠。
嚴歌苓評價巧巧是個實惠的女人：她的年輕好看，勤勞能幹，肯吃苦會過日子，長得豐腴，帶點風騷，能生會養。她的帶著笑渦的麻利的小手，肉嘟嘟的巧嘴巴，過五關斬六將的笑等，這裏“實惠”是指實用，貼近凡俗生活。在那個偏遠的兵站，巧巧的到來激發了二十多個男兵的愛心。人人為她動心，為她的美麗勤快，她的伶牙俐齒所吸引。兩個男人與她命運息息相關，劉合歡和金鑒。
劉合歡是個實惠的男人。在與世隔絕的高原當了九年兵的劉合歡有點痞，他胸無大誌，缺少情操，會利用手中職權，用物品同過路汽車兵交易；成熟，世故，帶點油滑，玩世，滿嘴髒話，但是他能帶給困境中的巧巧以真實的溫暖和幫助，他真心愛巧巧並願意幫助她。
而金鑒呢？是一個能讓女人愛戀，有野心，冷麵的男人。固然優秀，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有宏大理想，有才華，卻高高在上審視著巧巧之類，除了高談闊論，發出一些悲天憫人慷慨激昂的言辭之外，無所作為。正是他的正義感葬送了巧巧的性命，他能為失學率，森林覆蓋率，生態環境“九億農民在斷自己子孫的活路。”之類宏大命題義憤填膺，卻不同情身邊活生生的生命。他是知識分子的象征，擺出高深莫測的精英的冷麵，他們的斥問對底層農民現狀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幫助，他們想要啟蒙農民，卻根本就不了解要啟蒙的對象，所以隻會嚇呆了巧巧，讓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讓一個溫文爾雅的人這般暴戾。而金鑒與巧巧的對話中也透露了真實的鄉村困境：過早輟學的孩子們，上山砍樹賣給城裏人做家具，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金鑒說，這是惡性循環，“你們先是拒絕受教育，選擇無知，無知使你們損害自己的長遠利益，長遠利益中包括你們受教育的權益，包括你們進步、文明的物質條件，你們把這些權益和條件毀掉了，走向進一步的無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無法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沒有教育越是會做出偷伐山林這樣的無知愚蠢的行為。”這些義正詞嚴的斥責用錯了地方，他不知道巧巧這些鄉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話使她畏縮，懼怕，崇拜，卻毫無助益，巧巧幾乎要向他和盤托出她的遭遇了，她已經說了一半，可是金鑒能給她的隻是一條毛巾。他的憤世嫉俗、救渡天下的知識分子胸懷，大而化之的悲憫情懷卻隻是書生式的文鄒鄒的表達，代表的隻是譴責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