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對這句話不大理解。我們先說鏖糟陂是什麼意思。這個鏖糟陂就是一個地名，不過，這可不是一個好地方。根據莊綽的《雞肋編》的記載，“許昌至京師道中……有大澤彌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積水沮如泥掉”。簡單的來說，鏖糟陂就是位於東京汴梁西南15裏的一處沼澤地（《呂希哲·呂氏雜記》載，“都城西南十五裏，有地名鏖糟陂”），那裏不但充斥著汙泥爛草，而且還肮髒不堪。我們再看叔孫通，此人為西漢初期的儒家學者，曾協助漢高祖製訂漢朝的宮廷禮儀，先後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簡言之，大儒也。明白這兩個詞彙的意思後，我們再來看整句話就好理解了。蘇軾說這個程頤就是一個從京城郊外肮髒汙濁之地爬出來的“叔孫通”，他的所謂禮儀規矩都是他想當然自己製定的。換句話說，程頤是一個扯淡的家夥，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不識大體，沒有見過世麵的偽專家。要說之前有人反駁程頤說“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是一個相當給力的反駁，那蘇軾說的這句話就是相當相當給力的嘲諷。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在，蘇軾在說完這句話後，“眾皆大笑”。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的程頤有何反應，肯定是怒不可恕，無地自容，恨不得找個地鑽下去。也正是因為程頤受了如此奇恥大辱，便引發了洛蜀黨爭，“其結怨之端蓋自此始”。（《續資治通鑒長編》）。同理，也正是因為如此，蘇軾後來遭受到程頤及其門生的陷害誣告。比如，程頤有一個叫朱光庭的門生，他是當時的諫官。他就費盡心思的搜集蘇軾的文章，從中找出可能出問題的章節，然後斷章取義，加以陷害誣告。我們來看這樣一段話，“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蘇軾·試館職策問》）朱光庭根據這段話，說蘇軾是在對宋神宗進行惡意誹謗，是大逆不道之舉，朝廷必須對蘇軾嚴加懲辦才行。但當時的高太後可能是看出了這其中的端倪，沒有治蘇軾的罪，反正有點和稀泥的味道，不願意將事情擴大化。
其實，想想這個朱光庭不過是一小小的諫官，蘇軾乃三品大員，他如何扳得倒蘇軾？問題的實質還在於洛黨與朔黨的交鋒。而他們之間的交鋒又被以劉摯等人為首的朔黨利用，原先司馬光沒死的時候，就想著把蘇軾擠出朝廷。由於司馬光死了，他就沒來得及實施。如今，他們正好借著朱光庭跟蘇軾鬥起來的這件事大做文章，對蘇軾群而攻之，說蘇軾就是下一個王安石。當然，這隻是一個借口或者說托辭。真正目的還在於權利的爭奪。司馬光死後，宰相的這個位置讓很多人眼饞，而蘇軾又是德高望重，深受高太後的讚譽與賞識。朔黨的那幫人自然是害怕得很，就想著要除掉蘇軾。這就是洛蜀黨爭的真實情況。
朱光庭對蘇軾的陷害與誣告，雖然以高太後的和稀泥而結束。但這不過是一小小的爭鬥，後麵更讓人感覺到驚心動魄的是，連禦史中丞傅堯俞、侍禦史王岩叟也參加到其中，他們跟高太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要求嚴懲蘇軾，說他是為臣不忠。蘇軾是實在受不了這樣的政治爭鬥，再三請求離開朝廷，到地方上任職。也能為，如果不這樣做，蘇軾擔心自己還會重蹈“烏台詩案“的覆轍。於是，在宋哲宗元祐四年的三月十六日，即公元1089年，朝廷終於批準蘇軾到地方上工作。就這樣，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為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杭州知府到了杭州。從這一天開始，之後蘇軾先後在杭州、潁州、揚州、定州四個地方擔任過知州。特別是在杭州，蘇軾政績斐然。比如，我們大家熟知的拯救西湖。然而，即便如此，蘇軾依舊沒有逃過被貶的厄運。尤其是在高太後死後，蘇軾的命運更加曲折，先後被貶到了惠州、儋州、海南等地。在這期間，蘇軾並沒有沉淪，反而勤政愛民，潛心創作。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蘇軾·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直到宋哲宗於元符三年的元月九日，即公元1100年去世，即位的乃宋徽宗趙佶，年號為建中靖國。蘇軾的情況才稍有好轉。建中靖國元年的六月，蘇軾決定歸老常州。遺憾的是，此時的素食已經年老體衰，再加上身染瘴毒。一個多月後，蘇軾便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