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我們可以在蘇軾的一篇名為《辯館職策問劄子》的文章裏找到答案，即“校量利害，參用所長”。這句話很好理解，就是權衡比較新法的利害得失，選擇那些有利於民眾與朝廷的政策。言下之意，蘇軾並沒有完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他認為有些內容還是挺不錯的。比如，免役法。原先蘇軾是堅決反對免役法的。但自從他到地方任職後，實踐的經驗與事實告訴他，免役法確實要比差役法要好得多。因此，蘇軾堅決維護王安石變法中的免役法。在這一點上，他與司馬光發生了嚴重的分歧與爭執，曾大罵司馬光是“司馬牛”。關於這方麵的詳細介紹，大家可以參閱蘇轍的《龍川別誌以及宋朝蔡絛《鐵圍山叢談》。這就是蘇軾對待革新變法的態度。
現在，我們來看蘇軾對待當年參與變法人物的態度問題。可以肯定的說，蘇軾對待當年變法的人物是恨之入骨。其實，這也很好理解，畢竟他們把蘇軾整得太慘了。不過，他吧王安石歸結於罪魁禍首，這一點確實讓很多人嗤之以鼻。我們來看蘇軾的《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中的一段話，“呂惠卿、李定……之流，其為奸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為之首。”蘇軾認為當年參與變法的那些人真的是罪惡滔天，邪惡不已，而王安石則為禍首。蘇軾這樣說，真有一竿子打死全部人的味道。這似乎又跟之前對王安石的理解發生的矛盾。對此，我們該如何理解呢？
1．出於政治需要。蘇軾如今能做到朝廷三品大員，這都是元祐更化政治背景下導致的。作為元祐裏的重量級人物，同時也是元祐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蘇軾必須旗幟鮮明的表現出自己的政治立場。換句話說，蘇軾的內心可能也是矛盾的，一方麵出於私心，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麵，或許蘇軾內心深處也是不願意把王安石稱之為罪魁禍首的。簡言之，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這樣做。
2．出於本能的害怕。這一點比較容易理解，有誰能保證當年參與新法的那些人不會卷土重來？因此，蘇軾對當年參與變法的人物是嚴厲打擊。比如，那個差點將蘇軾置於死地的李定，就被貶到了滁州，後來死於當地。想起來，也真的是太狠了。
3．個人身份所致。我們知道，蘇軾bandana在文學上造詣很高，在思想方麵也稱得上是一個“家”。這樣的一個人物，他必定有自己的行為風格。就好比普魯士的那個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施展他的鐵血手腕一樣，道理是相通的。
前麵我們說到蘇軾曾跟司馬光有政治上的分歧與爭執，這麼說來，蘇軾肯定還會遭遇到麻煩。世事確實如是，在司馬光死後，就爆發了曆史上著名的“洛蜀黨爭”。那麼，蘇軾的命運又將走向何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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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說司馬光。這個老頑固，可能自己也沒想到死後竟然引起了這麼大的風波。其實，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其內部也不團結。主要原因是由多種政治力量暫時組合而成所致。一句話，人員混閑雜，阿貓阿狗的人物也混雜於其中。這幫人在打擊改革派的同時，自身內部也爭亂不休。
我們再說蘇軾。元祐元年的九月，即公元1086年，為相八個月的司馬光便死了。之前我們也說道，蘇軾對待王安石變法還是比較理智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導致他與自身所處的派係矛盾激化。司馬光活著的時候，就曾被蘇軾大罵，說他是“司馬牛”。嗝屁後，矛盾就更為激烈了，尤其和道學家程頤是水火不容。並且，倆人的門生故吏也緊隨其後，鬥得不可開交。於是，就形成了洛黨和蜀黨兩大派係。
現在，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弄清楚，是什麼事情引發了洛蜀黨爭呢？或者說，導火索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先說說這個程頤。程頤是何許人也？這裏做一下簡單交代。程頤是宋朝很有名的理學家，也是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其門生遍布朝野，牛叉得很。但是，程頤這個人有一個毛病，就是張口閉口談的都是孔孟之道，仁義禮智之類的東西，一天不說，心裏就不舒服。此外，他還對笑是相當的遲鈍，甚至說事麻木。一句話，就是以囉嗦、刻板、嚴肅、頑固的老夫子，真把自己當做是道德聖人了。連皇帝都對他是厭惡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