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積極動員城中老百姓，加固城牆。為此，蘇軾召集了5000名得力人士日夜對城牆進行修補與加固。
3．想辦法讓駐守徐州城的禁軍參與到抗洪第一線。宋朝有規定，禁軍直接聽命於皇帝，地方官員不得擅自調配。由於情況特殊緊急，在蘇軾的再三懇求下，禁軍的將領終於同意調配禁軍與徐州百姓共同抗洪。
4．開鑿徐州北部的清冷口，將洪水引入黃河舊道，從根本上解決水患。
5．緊急調動庫存糧食，確保徐州城的糧食供應。
經過70多天的艱苦奮戰，徐州城的洪水終於被引入黃河舊道。通過蘇軾在徐州城解決洪水之困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蘇軾是一個有高度組織才能，遇事沉著冷靜且果斷的人。當然，也證明了蘇軾不是一個書呆子，是一個切實為老百姓辦實事的父母官。
值得一提的是，蘇軾在這地方任職的八年中，在工作之餘，他還創作了大量的優秀詩詞。其中，我們很熟的詠中秋的詩詞便是創作於這期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這些耳熟能詳的詩句，至今仍被我們津津樂道。由於蘇軾在地方任職的八年表現出色，宋神宗給予了高度的讚譽，還親自下詔進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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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麵我們說到蘇軾為了避免被混入改革派中的不法之徒的陷害，主動要求到地方任職。那麼，蘇軾有沒有徹底逃過陷害呢？答案是，沒有。
宋神宗元豐二年的四月，即公元1079年，44歲的蘇軾接到朝廷的新任命，去湖州任知州。蘇軾去湖州後不久，一件讓他意料不及的災難降到了他身上。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誰那麼狠毒，不肯放過遠離朝廷中央的蘇軾呢？
宋神宗對王安石變法在一度時期表現得不是很堅定。在這個時期，朝廷的政局發展了較大的變化，即反對派與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都先後離開了朝廷。其中，司馬光為了表現自己對王安石變法的不滿，而選擇常年閉門著書，《資治通鑒》就是在這段時間得以較大幅度的完成。至於王安石，他也遭到兩次被免相。可能有人要問了，既然這兩位重量級的人物都離開了朝廷。那由誰來主持改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弄清楚這個時期的變法到底走向了何處。對此，我的分析如下——
1．宋神宗個人的成熟，以及權力欲望的膨脹。王安石變法之前，宋神宗不過20來歲，那個時候他還年少，而且他自身的地位也不是很牢固。後來，在王安石的輔助下，銳意進取，實行變法。經過十來年的努力，變法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也正是因為如此，宋神宗越來越感覺到個人權力不可撼動的重要性。因此，他對那些反對變法的人，采取了嚴厲的打壓手段。換句話說，隻要你反對變法，那就是我的敵人。這必定是王安石不願意看到的情形。實際上，不論是反對變法，還是支持變法，不過是政見不同而已，但如果演變成敵我的態勢，這勢必會造成不可扭轉的惡性局麵。這也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原因。
2．王安石門下的變法人物過於擔心反對派會對變法造成嚴重的威脅，采取了不斷抨擊與打擊的雙重手段，以此確保自身的地位不受到威脅。舉個例子來說，當時的禦史中丞李定以及權監察禦史何正臣，其主要工作就是負責檢查、審理、審訊朝廷官員的。這兩個的人的權利很大，一句話，千萬別讓他們看你不順眼，否則，絕沒有好果子吃。如此一來，改革派中的不少人就連成一氣，或者說形成一派，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排斥異己為己任。這也違背了王安石變法的最初意願，也可以說是造成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
3．介於反對派與改革派之間的人充斥在變法隊伍中，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其中，以宰相王珪等人最為突出。根據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王珪是一個有名的“三旨宰相”。什麼是三隻宰相呢？即“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王珪在位16年，可謂是毫無建樹，唯一的作用就是上傳下達。人家都說宰相是日理萬機，處理問題應該是有自己的見解。他倒好，事事依旨而行，離開了聖旨就辦不了任何事情。然而，他對一件事是辦得相當的得心應手，就是打擊對手。
上述三種人有一個共同點，即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和利益打擊對手。換句話說，上至皇帝，下至改革派以及宰相他們連成一片，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朝廷政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個是影藏在幕後的的黑手——宋神宗，一個是走在前台的顯眼執行者，台前台後各自扮演者自己的角色，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王安石變法就這樣發生的演變成排除異己，鞏固自身地位的政治鬥爭。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到底是誰不肯放過遠離朝廷中央的蘇軾這個問題了。就是上述三種人中的第二種人。為什麼偏偏是第二種人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