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藏區有這樣一句話：“不屬於波巴部落的任何敢於冒險進入這個地區的人，都不會再出現了。”波巴是波密人的自稱。這句話如果是波密人說的，其言外之意是，你會豎著進來，橫著出去，或者進來後連屍身屍骨都消失得無蹤無影，永遠找不見；如果是別處人說的，自然是勸你別輕舉妄動，過波密最好繞道走。
波密人個性堅強，而大衛？妮爾也同樣堅強。這位女學者在她的書中對讀者說：“我的原則是，永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失敗，無論這樣的失敗具有什麼性質，或誰給我造成的。”英國將軍喬治？佩雷拉也是一位探險家，他因前往拉薩受阻，被滯留在青海玉樹時，曾與大衛？妮爾住同一家馬車店。他對妮爾講：“任何人都未曾經過那裏（指神秘的波密地區）！”他所講的任何人，是指任何歐洲人。聽了這話，大衛？妮爾決心成為第一個走過波密的歐洲人。
這位歐洲女學者走波密時，已經五十四歲了；在那裏她兩次化險為夷。一次是開槍將子彈貼住搶劫者的頭皮飛出去，把兩個強盜嚇跑了。另一次雖然有掏槍的時間，但如果開槍的話，她的義子庸登喇嘛將被七名持刀者中的某一個當場砍死。這夥人已經搶了庸登的兩個盧比，倘若搜身查到他們藏在藏袍裏的大量銀元，肯定殺人滅口。
情急中，大衛？妮爾想出一個不知道管不管用的辦法，於是突然大聲悲哭，為失去兩個盧比呼天搶地。在強盜聽來，這兩個盧比是這對母子的全部財產；去拉薩朝聖是每個藏民一生中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而這兩個盧比正是這對母子朝聖途中的活命錢；而且這兩個盧比是神錢，是一個虔誠信佛的農民布施給她的喇嘛兒子的……
接著母親的悲愴哭訴，轉而變為惡毒的詛咒。大衛？妮爾不但會講一口流利藏語，而且熟諳藏傳佛教的經典、教義和傳說。她將藏傳佛教中數不勝數的畏怖神一個個報出來，並準確無誤地說出它們的名稱、尊號和法力。
“突然間，森林變得昏暗，一陣微風吹向遙遠的灌木林中。一些神秘的淒慘聲音，似乎從山穀深處不可見的激流中發出來。”這種神秘氣氛，連製造這種氣氛的大衛？妮爾也身不由己地打哆嗦。這時候，那七名拿刀的波密漢子給嚇得目瞪口呆。其中一個倚著岩石站在庸登身後，其他人全一動不動地站在山路底下。隔了好久好久，一個領頭的小心翼翼地走過來，並結結巴巴地給妮爾道歉。
“不要埋怨我們了……阿媽，這是你的兩個盧比……不要再哭了，不要再更多地詛咒我們了，我們不是壞人……我們尊重宗教和喇嘛，現在隻想平安回家……我們必須翻過一個山口，那裏住著一個惡魔……給你，拿走你的兩個盧比，讓喇嘛為我們祝福。”
於是庸登喇嘛走過去，為他們一一誦經祝福，祝他們一路平安。
自“後弘期 ”起，藏傳佛教在康區的傳布與教化，與其起源地及傳教中心的衛藏地區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康巴人一方麵尊崇佛法，慈悲為懷，另一方麵則好鬥尚武，視好馬快槍者為英雄豪傑。在外人看來，這兩者相互抵觸，水火不容，但康巴人不這麼認為。舊時的瞻對強盜，總是將殺人越貨所得的一半贓物獻給寺廟，在康巴人眼裏，這就像乞討者將討來的多餘錢財獻給神佛一樣，當不足為奇。隻要不在本地或本部落打家劫舍，趕一群牛回來，趕一群羊回來，將被視為英雄好漢受人尊敬。在這方麵，康巴人更看重人在惡劣環境中所表現的勇力與意誌，而與之有關的道德問題，比如善與惡，比較而言要看得淡一些。
在康區，人們更注意佛教輪回學說中的贖罪原理，而不是墜入地獄的可怕，或當牛做馬的不自在（多數康巴人都認為一頭牛或一匹馬，可能就是某個熟人變來的，所以對動物總是細心嗬護，不敢虐待）。在他們看來，除給寺廟敬獻財物外，念佛、轉經、磕長頭以及放生，都可抵罪贖罪；且犯事的時候少，念佛的時候多，這佛祖應該看得到。
古代康區有一首《強盜歌》流傳甚廣。歌中有這樣一段歌詞：“我是強盜從不拜見頭人／高高藍天才是我的主宰／我是強盜從不敬獻香火／太陽月亮才是我的神佛。”其狂放不羈的豪邁氣概，自胸中磅礴而出，顯然連佛祖也沒放在眼裏。
高山與深穀並存是康區的重要地理特征，與此相仿的是，凶悍與溫和兼而有之，是康巴人的重要性格特征。一九〇三年冬，英國軍隊在榮赫鵬上校指揮下，自印度過錫金，走南路從亞東入侵我國西藏。當時英國《每日郵報》駐印記者埃德蒙？坎德勒隨軍深入拉薩，沿途寫下一組詳盡細致的戰地報道。他在報道中說，西藏車夫的“打扮十分特別，穿著紅色或綠色的齊膝羊皮靴子，腳部有一顆白星，身上穿著黃褐色長袍，腰部給緊緊地紮上了，裏麵塞了一些炊具和換洗衣服，給弄得鼓鼓囊囊的。”坎德勒所說的紅綠羊皮長靴，當出自康區康定。
在江孜東北的羅卡山地區，英軍與藏軍有過一次血肉相搏的高山戰鬥。拿坎德勒的話來說，羅卡山終年積雪，“比（歐洲的最高峰）勃朗峰還高出一千英尺”，其中的一次“岩洞之戰發生在高一萬九千英尺的地方……這可能是（世界）曆史上發生戰鬥海拔最高的地方”。當時英軍依仗的是廓爾喀人，藏軍依仗的是康巴人。
戰鬥結束後，坎德勒問一名廓爾喀軍官，“他是如何決定饒過哪些人，殺掉哪些人的。那名軍官回答說，他殺的是那些逃命的人，而對那些朝他衝過來的反而饒恕。一支隊伍幾乎全被殺掉了，隻有十個康巴俘虜幸免……”這些“野蠻的、蓄著長頭發的”康巴人，被俘後給英軍當苦力，“在營地裏很受歡迎，因為他們脾氣好，舉止溫和，樂於助人”，這與他們激戰時奮勇衝殺的樣子迥然不同。
以不同於康區文化的人文觀點來觀察康巴人，將不免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康區純樸的原始生態及其濃厚的宗教氣息，是康巴人世代浸潤其中，並賴以生存的特殊環境。外界覺得不可理喻的事情，在康巴人眼裏是順理成章的，甚至不得不這樣。
普羅斯佩爾？梅裏美是十九世紀法國短篇小說大師。他對法國科西嘉島的風土人情了若指掌。他的著名中篇小說《高巴龍》，寫一個年輕的科西嘉姑娘迫使他的兄弟為複仇而殺人；同樣著名的中篇小說《嘉爾曼》，寫一個愛情上朝三暮四的吉普賽姑娘被一個深愛她的士兵所殺。後者由於法國作曲家比才將其改編為歌劇《卡門》而傳遍全世界。
梅裏美最出色的短篇小說是《瑪特渥？法爾高納》。在這篇小說中，父親由於兒子背叛了家族榮譽，親自開槍把才十歲的兒子打死。小說的開頭有這樣一段話：“出波爾多？維覺，往西北向島的腹地走去，地勢陡然上升。在那時而被大塊岩石擋道，時而被峽穀切斷的羊腸小道上走上三個小時，便可到達廣闊的叢林邊緣……如果你殺了人，你可以跑到波爾多？維覺叢林裏去。帶上一支好槍，一些火藥和子彈，你便可以在那裏安居無恙；別忘了帶上一件帶有風帽的棕色大衣，因為它既可以當被子，又可以當褥子……”
若將小說中波爾多？維覺這個科西嘉地名，改為金沙江兩岸的三岩，絲毫不影響這篇小說的寫實程度。曾在川邊大臣趙爾豐麾下任邊軍統領的劉讚廷，也寫過一本講藏區的書《邊藏芻言》。他在書中寫道：三岩地區“崇山疊聳，溝溪環繞，森林絕穀，出入鳥道，形勢危險……”進而講述了他在那兒的瓦察拉山發現怪鳥，並開槍打鳥的危險情形。
三岩怪鳥的神秘，不同於喜馬拉雅山的雪人或神農架的野人，後者雖然傳說紛紜，全世界都知道，但至今沒人提供比傳說更為可靠的觀察報告。而劉讚廷對三岩怪鳥的詳盡描述，給人以豐富的直觀印象；但那是什麼鳥啊？似乎懸念更大。
據說這種怪鳥總是夜裏飛出來。它能撲食牛羊，有時候連小孩也吃掉。當地藏民每逢朔日及望日，給怪鳥送一頭綿羊吃，如果送去的羊不夠大，怪鳥就盤旋於山嶺間連聲啼叫，沒吃飽就不走。剛到三岩的劉讚廷對此不以為然，一日與美國醫生史德文一同前往觀看。他們在林邊發現一節粗壯幹糞，有二尺來長。史德文醫生辨別出糞裏有蛋白質及羊毛，斷定遺糞的是飛禽動物而不是獸類動物。
到了藏民給怪鳥送羊吃的那天夜裏，劉讚廷挑了二十名精幹士兵，個個帶上長槍手榴彈，事先埋伏在怪鳥享用羊隻的地方。時至二更，山中忽然響聲大作，怪鳥出現了。它在空中盤旋了半小時才俯衝下來。這時劉讚廷令手下一齊開火，二十杆槍同時打在怪鳥身上。怪鳥中彈後不停地撲打翅膀，數裏之外都聽得見。待天亮細看，這怪鳥“其身如牛，翅長至三十一尺，有奇頭如箕鬥，全身細毛暗灰色，腹部生乳，短爪如刃，兩目灼灼”。不信鬼神的劉讚廷認為這是一隻巨型蝙蝠，而當代研究者則懷疑是恐龍中的翼龍。到底是啥？還是不知道。
想象力豐富的三岩人，世代傳說他們的祖先曾經拿青稞酒灌醉過怪鳥，使其彼此爭鬥，一個打死一個，到最後隻剩下一隻雛鳥沒死。據說那隻雛鳥沒有長大，不待它翅膀硬起來，就給當地人打死了。
但怪鳥的故事並未就此中斷。後來有個叫丹江的喇嘛，帶著一個叫次旦的村民，到協中山的崖頂上，想看看崖壁山洞裏有啥東西。據田野調查者記錄：“丹江喇嘛用牛皮繩拴在次旦的腰間，把他吊下懸崖，次旦在洞口看到一堵胸牆，那是用樹枝編的，還砌有泥石，上麵抹的泥留下一些指爪印痕，比人的指印粗兩倍，洞口還有一些腐爛的馱鞍。次旦正要進洞，隻見黑森森的洞裏閃動著幽藍的光，嚇得他連忙搖動牛皮繩，叫丹江喇嘛把他拉上去。丹江喇嘛是一九五九年死的。”
在三岩，比怪鳥故事更叫人驚心動魄的是，三岩人的血親複仇，以及由此引發的部落爭鬥。《隋書？附國傳》寫附國“俗好複仇，故壘石而居，以避其患。其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級與級之間，當以獨木梯相連）。”一千五百年前的附國，其準確邊界因史料不足而漫漶難辨，但它的大概位置在康區已成定論，學界無人質疑。而三岩地區的“俗好複仇”，比康區其他地方更突出。
現代旅行者對三岩的描述，比史書細致得多。三岩“壘石而居”的房子“高十幾米，大都修建在地勢險要的山坡上。這種碉堡式的房屋沒有窗戶僅有槍眼。一來是部落之間打冤家用以防衛；二來作為氣窗，給屋裏通通氣，漏些光進來。”
三岩人有三件寶：好馬，長槍，銅水缸。一九五四年以前的三岩藏民，因為家境普遍貧寒，幾乎人人一年四季穿羊皮袍打赤腳，不少地方可以見到男人女人都上身赤裸，隻是下身圍一張破羊皮，但是，那兒幾乎每家人家都有一口銅水缸；大的直徑兩米，深一米五，盛滿水可供一家人用半月之久。顯然三岩人深諳仇殺法則，明白防禦與進攻同等重要。
也“俗好複仇”的法國科西嘉人，常常走兩條極端路線：不做黑手黨徒，就當法國憲兵。拿破侖皇帝就是科西嘉人。他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時說：當時“我什麼都不在乎，我喜歡爭吵、打架；我誰都不怕。見了什麼人，我不是打，就是抓，誰都怕我。”在拿破侖身上，狂怒來得快，消失得也快，其性格似與三岩人如出一轍。與科西嘉人不同的是，三岩人走的是另兩條極端路線：要麼決鬥殺人，要麼虔誠念佛；甚而殺人與念佛並行不悖。
三岩地區的惡劣自然環境，以及形成於這種環境中，並進一步惡化其生存狀態的強悍民風，使三岩地區出現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帕措。藏語中，“帕”指父親，“措”指集團，故帕措意指“父係集團”。在同一個“帕措”內，男人被稱為“措巴”，即帕措成員；女人被稱為“納加”，意為“手上的東西”，意指男人的附屬物，不算帕措成員。
同輩的男人皆為兄弟，小一輩的都是子女。沒有男孩的、或男人亡故的家庭，不能給女兒招女婿，這種家庭被稱為“絕戶”，其家產在家人亡絕後歸帕措所有。而且每個帕措成員都有本帕措的鮮明標記。如次登帕措的人留八字胡，次仁帕措的人頭發上紮紅綢布條，益西帕措的人其鞋帶跟人家的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