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個帕措，不在一起跳舞。
康巴諺語
舊時藏區有這樣一句話：衛藏的法，安多的馬，康巴的人。這話的意思是，以拉薩為中心的衛藏地區曆來律令繁雜，製度嚴酷，叫人望而生畏；而“四通八達”的安多地區自古是養馬的好地方，那兒的馬高大善跑，深受藏民青睞；說到康巴的人，無疑是講康巴地區民風強悍，民不畏死，惹不得。
由東而西來康區的外地遊客，一旦過了大渡河，不會看不到樹林間拔地而起的石砌碉樓。這些碉樓或隨山勢群起，或扼峽穀孑立，個個麵目黢黑，風骨偉岸，顯得既神秘又威武。若仔細端量，仿佛每個小窗眼都有一杆長槍捅出來。
康區的多數碉樓呈四角狀，但也有五角的，八角的，乃至多達十六個角的。《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就提及過這種古建築，並名之為“邛籠”。雖然康區現存的碉樓至今無人一一予以斷代，但它早在秦漢時期就有，這已成學界定論。其始作俑者，有人認為是古代羌人，也有人認為是古木雅人，更有人為此終生尋找羌人與木雅人的族係淵源，而我們現在更關注碉樓本身的構造、作用和它的社會意義。一個稍具文學想象力的外地遊客，會不由自主地認為康區碉樓是康巴人的重要象征。這種聯想不但恰當自然，而且意味深長。
建築學家對康區碉樓的擊節歎賞，是發覺其砌牆技術高超絕倫。砌牆的拿一堆不規則的大小石片，一片一片往上堆，可以堆五六十米高。石片間既沒用現代水泥粘合，也沒用古代漢人築城時所用的那種糯米灰漿嵌縫，可屢經地震搖動，數百年數千年屹立不倒。
而曆史學家更注意碉樓內外的刀光劍影。清代乾隆年間，金川土司依憑碉樓抵禦清軍。因為其牆體厚實，連火炮打過去也不濟事。無奈之下，乾隆皇帝命金川俘虜在北京香山建造同類碉樓，用以研討破樓戰術。通常碉樓內備有充足的糧食、武器和水，其內部至少有三四層樓麵，層與層之間由獨木梯上下，一若西歐中世紀古堡難攻易守。
獨木梯的簡約，恐怕舉世罕見。就用一根原木做成。就在原木上等間隔砍出一個個楔槽。就斜斜地靠在碉樓內沒東西固定它。上樓的人，隻能拿半個腳掌踏槽登梯；因為這梯子沒扶手，不得不像猴子一樣躬身攀援。
人們往往能夠從不同風格的建築上，看出各地的風土人情。而觀其建築內部的樓梯結構，更容易看出當地風土人情的特別之處。西歐的別墅樓梯往往位於房屋當中，且寬暢隆盛，盡顯其主人的豪華氣派；我國江南地區的民間樓梯往往狹窄陡峭，且隱蔽於屋角房後，所以江南人習慣將個人私秘深藏不露；而康區的獨木梯，則顯示康區生活的古樸、艱辛，以及凶險不斷。一旦出現險情，諸如官兵清剿，強盜夜襲，仇家持刀持槍而來，主人就立刻抽走梯子，叫樓下的上不來。時至今日，這種獨木梯在康區鄉裏仍隨處可見。清代金川叛亂大量消耗當年的豐厚國庫，曆時二十年之久，怕與這種梯子的獨特功能不無關係。
在康區，比金川戰役更為慘烈、且更為持久的是瞻對之爭。瞻對是康區的一個舊地名，地處甘孜州新龍縣一帶。川藏茶馬古道於折多山西麓的新都橋分兩路而西，其北路走道孚、甘孜、德格，南路走理塘、巴塘、芒康。因為北路比南路更荒涼，故南路曆代有官家驛站綴連，被稱為官道，而北路通常被稱為商道。瞻對位於南北古道之間，北上石門坎可襲擊商道商隊，南下雄辣山可挑釁官道官吏。因雅礱江縱貫全境，瞻對一帶峽穀幽深，地勢險要，而且民俗尚武，慣於“夾壩”。
夾壩是藏語強盜搶劫之意。康區的夾壩之風，不惟瞻對一地。民國時期，有藏人血統的民國政府赴藏女使者劉曼卿，就在她所撰寫的《康藏軺征》一書中，寫過雲南中甸那邊的夾壩情形：“縣屬東哇絨八村者，乃一產盜之鄉也。其居民什九為盜，秋收既罷，清閑無事，哨集成群，荷槍乘馬，四路搶劫。中甸縣城則為其唯一顧主。每一惠臨，雞犬驚駭，明火入室，負篋擔囊而馳。”其強盜行徑明目張膽，駭人聽聞。
而追究東哇村淪為“產盜之鄉”的緣故，劉曼卿感歎不已。東哇村與川康的鄉城、得榮相鄰。早年鄉得兩地的強盜頻頻光顧東哇，村民不堪其苦。因為地處縣境邊緣得不到政府庇護，又沒錢自購武器自衛防禦，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頻頻出村搶川康的牛，搶川康的羊，久而久之，竟青勝於藍，成了強盜也怕的強盜窩。大概鄉得兩地也是窮鄉僻壤之故，後來就專搶縣城，以同樣代價獲更多錢財。
瞻對與朝廷的直接對立，遠自清代雍正年間就開始了。因為朝廷駐防官兵亦被瞻對人視為夾壩對象，屢屢搶劫“行李、銀兩等物”，並“嘯聚抗官”，我行我素，朝廷不得不於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派漢、土兵一萬二千人”遠征瞻對。這次戰役因清軍官兵敷衍了事，隻是走一遭給皇帝交差，結果大軍走後，故態複萌。
瞻對人是在土司指揮下抵抗清軍的。瞻對設立土司也是元代的事。元初有個名叫喜饒降澤的呷絨僧人在拜見忽必烈大帝時，表演了一套類似氣功或魔術的滑稽節目：把鐵條揉成鐵疙瘩。忽必烈一時興起，封喜饒降澤為呷絨土司。因瞻對是藏語鐵疙瘩的意思，故有人稱呷絨土司為瞻對土司。久而久之，呷絨這個地名為瞻對所替代，現在隻有學者在論文裏間或提到它。
瞻對班滾土司的強悍剛毅，曾叫乾隆皇帝頭疼不已。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瞻對人搶了大清軍官張鳳一行的“駝馬、軍器、行李、銀糧等物”，而班滾土司拒不交出其首犯，於是朝廷不得不又“派出漢、土官兵一萬二千名，遴選幹練之員帶領進剿”。帶隊的滿以為勝籌在握，可進了瞻對山區，才發覺那兒“山高雪深”、“碉堅寨固”、“糧運不濟”，隻好謊報戰績，搪塞乾隆。
這次戰役清軍先後出兵二萬四千人，曆時一年之久，但戰績不佳。除泄憤焚毀班滾土司的山寨外，一無所獲。乾隆一怒之下，將川陝總督慶複、提督李質粹、總兵宋宗璋等高官大員論罪處死。這時候，已被謊報“燒斃”，且其領地已被分割的班滾土司，仍統領瞻對。而被清軍招降的瞻對頭人，沒一個敢領受清軍賞賜的班滾領地。
嘉慶十九年（公元一八一四年），川督常明率萬餘兵力，曆時半年，討伐瞻對洛布七力土司，其戰績仍是隻焚毀了土司山寨，根本沒見到被謊報為“焚斃”的洛布七力。三年後，洛布七力的兒子工布朗結（亦稱布魯曼）迅速崛起，工布朗結不但公然堵截官道官員，同時兼並其他大小土司，成了瞻對一統天下的強勢人物。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駐藏大臣琦善調任四川總督。琦善途經理塘時，工布朗結慫恿理塘人刁難琦善，不給琦善給養，不給琦善驛馬，叫琦善在理塘白白耽擱了十天時間。琦善上任後，給道光皇帝的第一本奏折，就是奏請朝廷發兵征剿工布朗結，於是朝廷令琦善親往督剿。琦善原以為藉此可“揚威於塞外”，哪知道打了四個月的仗，隻在瞻對外圍與工布朗結對峙，沒入瞻對半步。打不過就勸降，於是琦善奏請朝廷給工布朗結六品長官司虛銜，不料工布朗結不領情，將六品頂戴扔到河裏了。
時至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新任駐藏大臣景紋及赴藏查辦大臣福濟怕工布朗結攔路打劫，不敢貿然進藏。當時四川總督駱秉章正忙於堵截石達開，無遐顧及瞻對。就在朝廷左右為難之際，西藏嘎廈政府出兵一萬三千人，由巴塘、德格兩路進擊瞻對。
在此之前，西藏與康區並無隸屬關係。康區的各路土司，均由朝廷委任，與西藏毫不相幹。因為工布朗結曾揚言進攻西藏，也因為茶馬古道被工布朗結攔腰切斷，茶葉進不來形勢嚴重，所以不等朝廷同意，西藏就先斬後奏了。待朝廷出兵會剿，並以此防範藏兵時，藏兵已攻克工布朗結的山寨，並將工布朗結燒死在山寨裏；這回才真的是“燒斃焚斃”了。
事後，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請朝廷將瞻對賞給西藏達賴喇嘛，將燙手山芋扔出去，結果朝廷恩準，命達賴派堪布至瞻對建廟管轄，欲以宗教力量馴化山野民風。就這樣，瞻對成了西藏嘎廈政府在四川的一塊飛地。
但嘎廈政府並未派寺院堪布來瞻對，而是派代本來管。代本是嘎廈政府中的高級武官，這些人大都慣於賄賂上司，苛取於民，有“敲骨吸髓，尚嫌不足”之惡名。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瞻對人“不堪藏官之苛虐”，逐走藏官青繞策批，火燒官寨屋舍；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又群而起之殺了藏官，把事情鬧得更大了。
清代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說，其著眼點一是康區戰略地位重要，二是康區民風強悍難馴。位於甘肅、青海、四川三省交界的色達草原，是康巴地區的另一處“瞻對”。據史籍記載，雍正朝廷曾敕封色達阿虛頭人為長官司，且雲阿虛土司每年認納狐皮三十張，折合征銀十五兩，可色達人誰也沒見過朝廷的敕封書，誰也沒給朝廷交納過半張狐皮。
以“改土歸流”著稱的趙爾豐，是晚清說一不二的川邊大臣。陳渠珍在他的《艽野塵夢》中是這樣描述趙爾豐的：“官兵守候久，朔風凜冽，猶戰栗不可支，爾豐年已七旬，戎裝坐馬上，寒風吹衣，肌肉畢見，略無縮瑟之狀。”可見其性格之剛烈，絕非尋常之輩。
當時趙爾豐對色達也要“改土歸流”，決心征服從未被人征服過的色達人。部隊走到離色達僅一日路程的地方，趙爾豐突然發覺不對頭。這時他才知道，色達人“居無廬舍，遷徙莫定，難得而製”。正巧色達頭人派信使轉告趙爾豐，答應“約束百姓，永不劫掠”，於是趙爾豐踩著這個台階，體麵收兵往回走。對色達的“改土歸流”，自然半途而廢。其實，有史以來色達並無土司，當“無土可改”。
上世紀二十年代，青海果洛地區被回族首領馬步芳攻陷。得隴望蜀，馬步芳企圖進而征服果洛以南的色達人。這時他給色達頭人阿虛？嘎讓棍送去一封信，信中夾了數枚鋼針，暗喻“馬家軍”堅若鋼針，銳不可擋。
這情形與土耳其蘇丹給查波洛什人寫勸降信如出一轍。俄國著名畫家伊裏亞？葉菲莫維奇？列賓，曾以他醉心於鴻篇巨製的藝術熱情，遊刃有餘地畫下了查波洛什人給土耳其蘇丹寫回信的宏大場麵。這些草原牧人的粗獷、強悍，以及他們因個性不同所表現的不同表情，或憤怒，或幽默，一一為列賓凝固於畫麵上，得以留傳千古。
當年阿虛？嘎讓棍給沒給馬步芳寫回信，我們尋訪色達牧人時，其年長者也語焉不詳。色達人隻記得一件事：阿虛？嘎讓棍將鋼針一根根砸斷還給馬步芳。當時盡管馬步芳的騎兵部隊數倍於阿虛部落，並且馬匹充足，武器精良，但不敢小瞧色達人。征服一個殊死抵抗的草原部落，將付出何等沉重代價，馬步芳顯然反複思量過。
在康區，無論是瞻對人還是色達人，他們的剛烈性格，均堪與頓河流域的哥薩克人相提並論。原蘇聯作家肖霍洛夫寫《靜靜的頓河》，其篇首中有這樣幾句著名題詩：“我們的土地不用犁鏵耕耘／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耕耘／光榮的土地上播種的是哥薩克的頭顱／靜靜的頓河上裝飾著守寡的青年婦人……”顯然拿它來描述瞻對人或色達人，甚而康區各地的康巴人，也是十分妥帖，十分自然。
曾以“湘西王”自居的陳渠珍，不但寫文章生動精當，打起仗來也勇武剛強。他隨川軍入藏駐防工布江達時，曾深入康區波密，與波密人打過仗。期間數次目睹波密人大量“往土地裏播種頭顱”的慘烈情形，他本人也差點那樣。說到波密人不怕天不怕地的粗野性格，當年一位江達活佛跟他講過底下這件事。
五年前（應是一九〇六年左右），集舊西藏政府、宗教及軍隊大權於一身的達賴活佛，一行二百餘人路過波密，被波密人攔住去路。其理由是，達賴所給的買路錢不夠數。彼此爭執之際，波密人稱這有案可查。結果馬上背來一個禿頭豁齒的百歲老人，擱地上叫他曆數曆次達賴路過波密時留下的贈品數量。達賴一行人無言以對，隻好如數補交，不然過不去。
接觸過藏學史料的人，都知道亞曆山大莉亞？大衛？妮爾是誰。這位法國女性的兩個重要頭銜是：藏學家和探險家。一九二一年秋，為進入當時不許外國人進入的聖城拉薩，大衛？妮爾化裝成她義子庸登喇嘛的藏族母親，由滇藏路徒步橫穿康區。這次探險旅行不但艱苦卓絕，並且危機四伏。而其最驚險的情形，就發生在波密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