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敲馬蹄鈴聲細，雪壓槍頭劍氣寒。
清代川軍督隊官？陳渠珍
乍讀這兩句七言古詩，不免令人想起唐邊塞詩人王昌齡或岑參。王昌齡的“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寫的是河西走廊上的祁連山；岑參的“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寫的是古輪台（今新疆米泉）而南的博格達山；而這兩句詩，則寫的是由甘孜前往江達，長途跋涉於橫斷山腹地的軍旅情形。
清末川軍入藏，身為營副軍職的陳渠珍於暮秋時節，隨部隊一路走過“嶂巒橫亙，冰雪滿山”的康巴地區。事後他回憶道：“每從山腹過，山水瀉冰，寬恒至十數丈，人馬通過，須先鑿道敷土，方免傾錇。穀底溪流，亦凝結成冰，牛馬數千，踏冰過，冰破碎聲聞數裏。”其山川之壯觀，軍旅之寒苦，頓時躍然紙上，讀來身臨其境。
由川入藏的路始於哪朝哪代而今無從稽考。現代學者稱其為茶馬古道，意指興於宋，盛於明的茶馬互市。藏民喝茶的曆史，大約起源於古吐蕃時期的都鬆芒波傑讚普年代，相當於內地的中唐時期。較之於茶馬古道更叫人耳熟能詳的是絲綢之路。古絲綢之路由長安而西，沿河西走廊入西域，過博格達山，至波斯，至羅馬，遠自西漢張騫出使起就聞名於世。曆代著名詩人留下的古邊塞詩，大都是絲綢之路上的觸景生情。而川藏茶馬古道，自成都經康定，過昌都，至拉薩，至尼泊爾，甚而遠至印度，也是一條名副其實的古代國際商貿通道，但遠不如絲綢之路名聲大。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茶馬古道上的橫斷山脈，比絲綢之路上的河西走廊難走得多。一個是高山峽穀，一個是寬闊平川，不可同日而語。
藏民喝茶的曆史，雖不如植茶市茶的漢人久遠，但嗜茶如命的習性卻是根深蒂固。據到過藏區的漢人觀察，藏民平日三件事最重要：一是喝酥油茶，二是念經，三是耍壩子。藏民的虔誠信教是眾所周知的，將喝茶與念經相提並論，可見茶葉在藏區非同小可。學者於田野考察報告中記載：一般情況下，藏族不論貧富，“每日至少飲茶五六次，每次每人必十數碗”，故藏區有“漢族飯飽腹，藏家茶飽肚”之說。
四川名山有一處古建築，當地人稱之為長馬寺。豈料這是以訛傳訛，誤將茶馬司讀成長馬寺了。如今寺內有大雄寶殿，拜佛敬佛的絡繹不絕，可在宋代，這兒卻是商人領取“茶引”的地方，於佛事毫不相幹。
自宋代起，朝廷以茶易馬，用內地的茶換取藏區的馬，這成了當朝重要國策之一。古代生活中，馬匹的重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若拉車缺了馬，客貨運輸就成問題；打仗缺了馬，問題更大。我國內地沒有草原養馬，古代馬匹大都取自北方胡地，或蒙古高原，或河西走廊。因宋朝對北方的控製日趨減弱，這才等而下之地大量收購藏區的矮個藏馬。這種收購通常是以物易物，拿茶葉來換。
宋代於藏區邊緣設茶馬司控製這種交易。其具體手段是，發“茶引”限製交易數量。何謂茶引？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朝廷對茶葉出口配額的批文。有了這種批文，才能名正言順地以茶易馬。這樣做的好處是，既可控製茶馬互市的價格，又可保障朝廷的關稅收入。
明代與宋代相仿，也嚴重倚賴藏馬於交通或戰事，且明代比宋代更嚴，任何人不許私自把茶葉賣到藏區去。洪武末年，有個叫歐陽倫的朝廷命官以身試法，多次使喚家人販茶出境；在內地低價收購，至藏區高價出手，賺到盆滿缽滿。而其過境時，往往前呼後擁，招搖於市，沒一點遮遮掩掩的害怕樣子。當時誰都知道歐陽倫是當朝皇帝朱元璋的女婿，官至駙馬都尉，所以連知府見了，也不敢過問半句。
有一次就出事了。河橋巡檢司有個巡檢官大概血氣方剛，當道攔住浩浩蕩蕩的車隊不讓走。這時候，駙馬的家奴周保發火了，動手捶了巡檢官一頓。大概還是血氣方剛的緣故，巡檢官受不了這份窩囊氣，徑直上書朱元璋，結果皇帝“大怒，賜倫死，保等皆伏誅”。當朝駙馬因走私茶葉而送命，時人聞之不禁唏噓畏懼，歐陽倫亦由是留名史冊。明代控製茶馬交易之嚴，於此可略見一斑。
輸往藏區的茶葉人稱藏茶、馬茶或邊茶。江南人喝茶講究喝“雨前茶”。穀雨前采摘嫩芽烘焙搓揉，所以也有人稱其為芽茶或細茶。“雨前茶”泡開後碧綠清香，為文人雅士所鍾愛。藏茶則秋季采摘。為便於計量及運輸，通常連枝帶葉地被壓成磚形，所以也有人把它稱為磚茶。磚茶經煮耐泡，且遠較細茶濃釅，既可消解吃牛羊肉的油膩，又可大量補充藏地因鮮有菜蔬而嚴重缺乏的維生素，是藏區藏民不可或缺的重要飲料。磚茶又有“黑茶”、“老青茶”、“大葉子茶”之別，單看這些名稱，便可推斷其茶葉的粗糲程度。
藏區位於人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因地貌複雜而氣候多變，不宜種植茶葉。所以，藏茶的產地均在藏區之外。我國著名藏茶產地，一是四川的雅安，二是雲南的普洱。雅安有這種說法：做邊茶的不喝邊茶。究其原因，大概是邊茶過於粗糲之故。內地人崇尚精細，見不得粗壯節梗漂浮於碗盞之中。
不過邊茶也有優劣之分。就四川而言，產於雅安、名山一帶的品質較高，為舊時拉薩的貴族僧侶所青睞；而產於雅安北麵的灌縣、大邑一帶的就不大好，通常隻賣往康巴地區。雲南那邊也這樣，產於猛庫一帶的原山茶，是普洱茶中的精品，以前茶馬商人依十比一的比例購原山茶，以供藏區少數貴族僧侶享用。
普通藏民，尤其是普通康區藏民，是不講究茶葉品位的。生活在小橋流水間的江南文人，見了藏茶一定喝不下去；而生活在高山峽穀的康巴漢子，也一定討厭清淡無味的“雨前茶”，不以龍井、碧螺為珍品。雖然同樣都喜歡喝茶，但這兩地的風土人情差異之大，一如其海拔高度有天壤之別。
以前內地漢人視康區古道為危途，其險峻的程度，拿馬幫的話來講，“連跳蚤也可以把人蹬下崖子去”，不像現在有波音飛機飛過去。那時候，敢走康區的漢族商人要有視死如歸的勇氣才行。一隊人走進山嶺中，即便人數有成百上千之多，也好像一窩蟻群在山間爬動；若從山頂俯視，不仔細看就看不到。
在那裏，自然界中的各類生命都顯得異常渺小，而且較之於其他任何地方都公平得多；如莊子所雲，斥鴳雖小，堪與鯤鵬等量齊觀。一個充滿發財欲望的商人被泥石流吞沒，如同一隻成日渾渾噩噩的螞蟻被吞沒一樣尋常。
無獨有偶，對應於橫斷山北部的川藏路，其南部還有一條與之同等重要的茶馬古道，這就是滇藏路；它自雲南大理起，經麗江，過德欽，過波密，直至西藏拉薩。這兩條古道在商務方麵，以及人文方麵的彼此呼應，彼此對稱，彼此間因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曆史沿革不同而存在種種細微差異；這在學者眼裏，全是饒有趣味的人文課題。
康定和麗江是南北茶馬古道上的兩個重要城鎮，前者在康區之內，後者在康區之外。進入康區的一個重要標誌，不是迎麵而來的藏民越來越多，而是那兒的大山大河叫你應接不暇。康定因《康定情歌》風靡全國為內地人耳熟能詳，把康定圈在康區之內的，一是那座“高呀麼高萬丈”的二郎山，二是那條“大渡橋橫鐵索寒”的大渡河。在康定，穿城而過的雅拉河與折多河終日洶湧奔流，白浪滔天；在小小的康定縣城內任何一個位置，都很容易看到全康區海拔最高的雪山貢嘎山。
到了麗江雖然也能看到雪山，但麗江沒有大江大河的磅礴氣勢。麗江為人稱道的是，其城北的黑龍潭泉水湧動，且一而三，三而九，流經一道道閘口，流遍全城大街小巷。在麗江住過八年之久的俄國作家顧彼德（P？Goullart）曾不禁擊節感歎：這是世界上唯一拿泉水清洗街道的古城！
麗江水多橋多，城內有石砌古橋三百五十四座，頗具江南水鄉情調，故有人稱它為“高原姑蘇”。其實這個稱謂似是而非，麗江依山就水的不拘一格，鋪街五花石的斑斕粗拙，實古樸古雅，不同於江南姑蘇的精巧精細。
舊時麗江由木土司治理。我國的土司製度始自元朝。因鞭長莫及，中央政權通常將世襲土司官職，授予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首領。明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年）明軍入滇，麗江納西頭人阿甲、阿得率眾歸附，因欽賜以“木姓”，故名木土司。木土司極盛時期，曾出兵征伐康區南部。西藏芒康縣下鹽井地區，現在是藏區納西人聚居地之一。他們雖然穿藏衣，說藏話，跟藏民一樣喝酥油茶吃糌粑，但至今依然擁有他們祖先當年拚性命搶來的諸多鹽井，累世以背鹽曬鹽謀生。
講起麗江，無論是學者還是遊客，都會提及麗江大研鎮的四方街。這座位於城鎮中心的著名方形廣場，自古就是商賈雲集之地，多條商道由此輻射至城外四麵八方。二次大戰期間，由滇藏路至尼泊爾至印度，是國內通往世界的唯一安全商業通道。據統計，當年大研鎮有大小商戶一千二百家之多。連民國時期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礦業銀行等九家現代商業銀行，都來大研鎮設辦事處，一同角逐這裏的金融生意；其繁榮程度，堪與省會昆明較勁。
木土司府第雖有王家氣派，但它始終位於城南角隅，並未像中原皇家一樣“居中為尊”。而且，麗江大研鎮從未築建城垣。民間的說法是，木家土司聰明得很，知道若築了城，就是“木”字被圈起來變成“困”字，不吉不利。由此，亦可看出木土司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
康定也有土司，而且比麗江木土司更早。公元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大帝遠征雲南大理，沿途招撫當地酋長，確保歸途安全；凡歸附者，授以世襲官職，以“金銀符”為證。於是，位於大渡河西麵的一個西吳絨酋長，成了元初川康六大土司之一的長河西安撫司。明代稱其為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至清代，簡稱明正土司。後因川藏茶馬古道的逐漸興盛，位於古道要衝的打箭爐日益繁華，明正土司才由西吳絨遷至打箭爐發號施令。而打箭爐，正是川康重鎮康定的舊名；故康定別稱爐城，至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