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辜負了我們，從樹上“啊”的慘叫一聲摔下來。這個災難的聲音湮死了所有人舔蜂蜜的興致。隻見那些失去家園的蜂們密密地擠在王軍臉上采花蜜，頃刻間把他的臉采成透明的蜂窩。
我們憤怒之極，全都脫了上衣奮身衝上去。這是一支真正的舔蜂大軍，就像親眼見到自己的舔蜂司令陣亡似的那般瘋狂。人蜂大戰異常激烈，“嗡嗡”聲和“哎喲”聲響成一片。
馬蜂躺得滿地都是，可是誰也沒有心思去舔了。我們抱著蜷在樹下的王軍，趕緊把蜂窩裏的蜂蛹掏出來拿給他舔。他不舔，他永遠什麼也不能再舔了……那情景，成為“藏八”的一則童話的封麵裝幀。
一個星期後，王軍的母親從西藏趕到“藏八”來了。在那棵不再有馬蜂窩的桉樹下麵，那個滿身塵土的女軍人久久凝望著樹梢，雙手像摩挲兒子的體膚那樣，一遍又一遍地摩挲樹皮，然後擁住樹幹，把臉緊緊貼上去，一言不發。鮑校長和“門頭兒”吳大爺，以及幾個老師站在旁邊，誰也說不出比“對不起”更能安慰人的話。養馬的李大叔實在看不下去了，“哎”的一搖頭，扭身快步走開了。
李大叔去了夥房，拎把明晃晃的菜刀跑到豬圈。他轉著圈把幾十頭豬挨個兒看了一遍，最後在一頭千斤肥豬跟前停住。
這頭肥豬正是夏阿姨喂的，原先是準備送到北京獻給毛主席的，自從這個計劃取消以後，夏阿姨仍然對它嗬護有加。她看紅著眼的李大叔拎把菜刀站在那兒，於是有些緊張地問，你想幹什麼？李大叔說，不幹什麼。
李大叔摸摸肥豬的屁股，猛地揮刀下去。夏阿姨和肥豬立刻同時天殺般號叫，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呀……
李大叔拎塊血淋淋的豬肉一溜小跑來到桉樹下麵，他擠開人叢，走到王軍母親的跟前，啞著嗓子說，給，這個你拿著，養養身子，啊？
王軍母親仍是一動不動地抱著桉樹。李大叔又說，王軍他媽，想哭就哭出來吧，別把身子給憋壞了，往後再養個孩子，還能再養啊。
王軍母親鬆開手，軟軟地搖頭，不養孩子啦，我要養蜜蜂，轉業回來就養蜜蜂，給咱西藏邊防軍人的孩子們養……
這個聲音很細微，很平靜，猶如蕩漾在樹冠之中的一支注滿月光的安魂曲。我很想聽她再說點兒什麼——為我，為她死去的兒子王軍，為“藏八”的所有孩子再說點兒什麼，然而她什麼也不再說。
她在我們默默的注視下走出了校門，朝我們含淚的一揮手，然後沿著兩邊開滿油菜花的那條土路，聽著蜜蜂嚶嚶嗡嗡的聲音，往西藏高原去了。沒有回頭。
今天，當我給《西藏日報》社的小姚寫信的時候，我告訴她，我見著她的兒子了，她的兒子想吃零食，吃真正的零食，“藏八”的學生不會有誰再饞蜂蜜了。但我真正想告訴她的是，過去這裏大片大片的油菜地已被一些廠房、商品樓、店鋪、茶館和個體攤位所取代，盡管如此，我依然從我潮濕的眼睛裏看到了過去的那片金黃，並且愚妄地想將它帶回現實的陸地，使自己再度變得天真無邪，滿腦子理想。也許這是徒勞的，但這卻是一種自然的服從，服從我們體內在那些年月裏陶冶過的血。
的確，不敢想起的是那些揮之不去的往事，不敢忘記的是那片綴滿心扉的金黃……
那片金黃肯定永遠也不再有了，我隻能憑著記憶和想象將它帶到西藏。於是，在布達拉宮，在大昭寺，在紮什倫布寺等不同建築風格的大小寺廟，以及在藏區的許多家庭中，我便從那些不知時令兀自開在神龕上的酥油花上看到了那片金黃。
對於虔誠信教的人，他們在那片金黃麵前充滿了敬畏的神情，連他們的步履也格外的小心。我相信，他們腦海中一定有一幅幅鮮活的神聖圖像。他們的虔誠舉動，正是唯恐驚擾圖像中的那些神靈的一種表現。
當然，麵對那片金黃，麵對我所想見的那片金黃，我的腦海中自然也有一幅幅神聖圖像，那是由我自己創作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