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城裏就沒有嘎嘎。”
母親疑惑地說：“城裏咋能沒嘎嘎呢？嘎嘎是益鳥，專吃蟲子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母親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就說：“城裏沒有莊稼，可能就不要嘎嘎。”
我們過馬路的時候，在路邊等候了很長時間，紅燈才轉為了綠燈。母親抓著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邁動著腳步，驚慌不安地看著身邊的汽車。母親說：“這車咋就這麼多？一個挨一個，一眼望不到頭，就像螞蟻一樣。”
我說：“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車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鄉結合部的那個村莊的時候，母親興奮地說：“今兒個跟著我娃來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鐵，還坐了公共汽車，看了洋樓和這麼多的小臥車，這一輩子媽沒白活。”家鄉人把小轎車叫小臥車，還有的人叫屎殼郎，它確實像屎殼郎一樣又矮又小。
母親還驕傲地說：“恐怕在咱整個鄉鎮，媽是第一個坐地鐵的農民。”
我說：“可能是的，這地鐵不是每個城市都有，現在也隻在少數幾個大城市才有。”
母親神情嚴肅地說：“我娃在大城市給國家幹事，就要好好幹，把國家的事情一定要當回事，不要叫人家戳脊梁骨。”
我點點頭。以前每次回家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都會叮嚀我“把國家的事好好幹”。
弟弟說：“哥，你以後也在城市買房買車，做個城裏人。”
我嘴上含糊答應著，其實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穩腳跟，談何容易。我居住在城鄉結合部，這裏的每個人都和我一樣，都想在這座南方大都市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們現在都還爬在梯子的第一個台階上，不知道往上還有多少個台階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環境很簡陋，隻有七八平方米的一個小房間，一張床一張桌子就占據了所有空間。遲刀聽說母親和弟弟要來，他就搬到了私立學校去住，把他的房間讓給了我。
報社聽說母親和弟弟從遙遠的西北來到南方，就將三張演出門票給了我。母親來到這裏的第二天，一家美國交響樂團環球演出，來到了這座城市。
我記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邊觀看交響樂演出的母親，眼光一直在盯著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麵上帶著驚異的神情，她悄悄地對我說：“這些人咋都長成這個樣子？和咱的人一點也不一樣。”
我說：“那是美國人。”
母親問：“美國在哪裏？比咱家還遠？”
我說：“美國在地球那邊，比咱家遠多了。”
母親感慨地說：“這些人也恓惶，跑這麼遠來給咱演出，讓咱看。”
母親和父親一樣，一覺得誰恓惶，就對誰產生了同情。母親覺得這些漂洋過海的老外們很恓惶，日子肯定也過得不好，才給人演出，就像鄉村裏那些隻有在紅白喜事上才會演唱的戲子一樣。母親看著這些老外演出的時候，眼睛裏就多了一種憐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給母親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又高又胖的黑人。那個黑人體重足有300斤，身材像一個圓球，似乎一跌倒就會骨碌碌滾起來。母親說：“這人咋這麼黑，還這麼胖。”母親還說如果這個黑人生在我們村子裏，都沒人能夠養得起。
演出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爭搶著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帶著母親也走到了台下，讓母親更清晰地看這些她從來沒有見到過的老外。那個300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給母親打招呼，並伸出手來。母親也下意識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親的手掌，就驚叫一聲，趕緊放開。母親的手掌全是老繭，一輩子被農具磨出的老繭，像砂紙一樣粗糙；手指關節處的老繭開裂了，又像刀片一樣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