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秋，母親來到了我所工作的這座南方城市。
這是母親第一次來到大城市。此前，她連縣城都沒有去過，她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與家鄉相隔十多裏的山下的鄉鎮。那個鄉鎮每隔十天就有一次廟會。母親每隔幾個月，就和同村的嬸子們提著竹籃，去廟會上購買生活用品：肥皂火柴、油鹽醬醋什麼的。每次去山下的鄉鎮趕廟會的時候，母親和嬸子們都像孩子過新年一樣興奮，她們提前幾天就會做好準備，而去“上會”的那一天，都會穿著平時舍不得穿的，一直壓在箱底的洋布衣服。
母親是我們村第一個來到大城市的人，而且是南方的異常繁華的大城市。她是由在縣城蹬三輪車的、見過世麵的弟弟送來的。
此前，我給家中郵寄了1000元錢，這些錢足夠母親和弟弟買兩張臥鋪車票。可是，他們舍不得花錢，他們買了兩張綠皮車廂的硬座車票，在悶熱的車廂裏搖搖晃晃了30多個小時，才來到了我生活的這座城市。
這是母親和弟弟第一次坐火車。
我在火車站接到母親的時候，母親和弟弟都穿著厚厚的棉衣，他們在大街上單衣短袖的人群中顯得異常搶眼和臃腫。他們站在出站口的牆邊，驚恐地看著身邊來來往往的人，用膽怯的目光在人群中尋找著我。他們一看到我，臉上的怯懦一下子蕩然無存，拉著我的手用粗笨的家鄉話又說又笑，惹來很多好奇的目光。
他們的腳邊放著兩個蛇皮袋子、兩個帆布提包。那兩個提包是我當初上中學時用來背饃的，已經洗盡了原來的黃色，變成了不灰不白的顏色。我問：“怎麼帶這麼多東西？這麼遠的路，太難拿了。”
母親說：“村裏人知道我要來你這裏，都給你送東西，這都是你叔你嬸的心意，我就都帶上了。”
我拎起蛇皮袋子和提包，感覺每個都沉甸甸的。我問裏麵都是些什麼，弟弟說：“有大紅棗、核桃、綠豆、坨坨饃、花生仁、辣椒麵、花椒麵，還有脆瓜。”
弟弟說，當時脆瓜在我們那個偏遠的山區還沒有上市，這是村裏一個種脆瓜的叔叔專門挑選了幾個熟了的脆瓜，讓帶給我的。脆瓜，在一些地方叫香瓜，最好吃的是一種叫做“小白兔”的脆瓜，用拳頭砸開後，香氣四溢。我知道這個種瓜的叔叔，他種了一輩子瓜，小時候我們偷過他無數次瓜，我們趁著月色潛進瓜地裏，摸到大大的圓圓的東西就摘下來，然後，西瓜在前麵滾動，我們在後麵爬動，一有風吹草動，就趕快停下來，全身貼緊地麵，心跳如鼓。那時候偷到的瓜幾乎都沒有成熟，我們到了安全地帶後，將這些半生不熟的西瓜用拳頭砸開，用手抓著瓜瓤吃，吃完後滿手都是黏黏的糖汁……有時候，我們還偷脆瓜，沒有成熟的脆瓜瓜瓤很苦，我們隻能啃吃瓜皮……第二天，種瓜叔叔看到瓜皮瓜瓤，總會在村中悲憤地叫罵。
沒想到，多年後，種瓜叔叔把他的頭茬熟瓜給我送來了。
我們先乘地鐵，後坐公交車，我們在公交車上用家鄉話大聲交談著，完全沒有顧及到身邊詫異的目光。家鄉話咬字很重，尾音較長，即使輕聲說話，也像和人吵架一樣。而南方話發音輕柔，鶯鶯燕燕，顯得非常好聽。濃重的西北方言在南方婉轉的語言中，顯得極為另類，就像鳥語林裏突然傳來了粗獷的叫聲。
母親對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她問我地鐵是什麼，我說，地鐵就是地下跑的火車。母親想了想後，感慨地說：“啊呀，這城裏人就是行，地底下還能跑火車，我回去給村裏人說，他們肯定都不相信。”
母親最感慨的是城市的高樓大廈，還有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車輛。母親站在一幢大樓前麵，仰著頭看著，她說：“這樓這麼高，都要踮起腳後跟看，嘎嘎肯定都飛不過去。”家鄉人把喜鵲叫“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