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998年月，伊拉克又故伎重演，突然中止了與聯合國特委會的一切合作。近年來發生的武器核查危機風波再起，又一次把美國推到了難堪的境地。
美國總統克林頓月8日與其安全問題助手開會，要求對已提出的外交與軍事選擇進行斟酌。美國官員則透露，美國國防部製定了兩種計劃，一種是可以隨時開始快速打擊，另一種是需要派更多的部隊到該地區準備更大規模的、更具懲罰性的打擊。可是，正當又處於全球最緊張局勢的關鍵幾天裏，薩達姆又軟了下來，表示兩難境地的明智抉擇
願意同聯合國合作，讓撤走的聯合國核查人員再返回伊拉克，薩達姆再一次戲弄了克林頓。
就美國來說，打與不打，就麵臨著一個十分現實的兩難抉擇。
如果美國選擇打，將會有三個障礙。一是合法性的障礙，即取得聯合國授權的障礙。美國雖然儼然以世界領導者和秩序維護者自居，但從未經任何國際合法程序確認。許多國家對美國動輒用武是反對的，有疑慮的。
其二，美國很難取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阿拉伯世界迄今為止主張外交解決的態度是明確而堅決的。
其三，美國對伊拉克進行軍事打擊還會受到其他內外因素的製約，如美國人民對人員傷亡的承受能力較低等等。實行地麵軍事介入，會使美國的軍事技術優勢縮小，人員傷亡可能增大。而如果隻依靠巡航導彈之類的空中打擊，能否實現摧垮伊拉克政權的目的，實在大可置疑。如果空中打擊傷及平民，將會在世界上引起對美國的普遍反感，這也是美國必須考慮的。
可是如果美國無所作為，對美國來說，就如其高級官員所說，那會從根本上敗壞我們的聲譽。
局勢就是這樣，薩達姆是個難纏的對手，他隻要不倒，是永遠不會屈服於美國的壓力的，他會永遠與美國玩弄老鼠戲貓的遊戲；再者，隻要對伊拉克的製裁問題不解決，伊拉克會采取全民的對抗態度，隨時形成危機的局麵。
現在，美國隻好暫時收起打的架勢，但留下了一句話，隻要伊拉克再玩弄花招，美國可以不宣而戰。但這隻是一種威脅與恫嚇的手段，真正決定打與不打時，仍然會陷於兩難境地中不能解脫。
第二個例子，如何預測東南亞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走勢。
我們知道，隨著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全球的經濟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張接一張地倒了下來，首先是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繼而是日本、韓國，再而是俄羅斯，然後波及到了美國與英國。
那麼，從今往後，全球經濟是處於恢複趨勢還是處於繼續衰退局麵呢？
對經濟形勢如何估計，決定著每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正像我們的股民做股票一樣。如果你估計下一步要漲，你的決策就要買進，如果你估計下一步股票要跌，你的決策就會拋出7的估計不一，會影響各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在對經濟形勢的預測上，根本就存在宥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因此，要做出行動，也就兩難了。
美國的摩根商業銀行認為，美國正處於衰退的邊緣，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到999年將停止增長。相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大部分歐洲銀行卻認為，到999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隻是會在速度上有不同程度的放悝而已。同樣，在歐洲舊大陸，人們廣泛地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國在卯9年將繼續維持其沒有受到危機打擊的沙漠綠洲的地位，將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惟一動力。這種觀點成了歐洲各中央銀行的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念，而美國庠根銀行則認為，999年西方兩個主要經濟大國的經濟增長數字將要減少一半。
產生兩種預測，就會產生兩種行為，到底聽哪一種預測好呢？
美國的企業家勢必會處於兩難的境地之中，不知何去何從。
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我們就不再列舉下去了。
小至個人有個人的兩難問題
每個人的一生都能碰到不少兩難問題，也解決過不少兩難問題。至於你解決得好還是解決得不好，那是另一回事，最後你是主動還是被動、有意還是無意、在他人幫助下還是自己獨立完成，總之你是解決了的。因此，所謂生活閱曆，便是一連串這種解決兩難問題的經驗的積累。讓我們也略舉兩例加以說明。第一個例子，胡適先生的婚姻。大家知道，胡適先生是大學教授，是個大學問家，可是他的夫人卻基本上是一個文盲。而他自己所愛的女性，則隻是痛苦地與他保持了5年的戀情。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胡適與韋蓮司998年月版一書中，透露了這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胡適一生最為人稱道的一件事，既不是他的實驗主義，也不是他的哲學史、文學史，或小說考證，而是他的婚姻。他和江冬秀的結合，是典型的父母之命。胡適婚姻上的矛盾，基本上是一個愛情向親情屈服，或者說愛情被親情所扼殺。
胡適麵對著兩個女性，一個是有文化的知識型的韋蓮司，這是他傾心愛慕的人；另一個是江冬秀，典型的農村女子。但這位江冬秀已經奉他母親之命，和他訂有婚約。一方麵，胡適麵對著這個已訂婚約卻還沒有結婚的江冬秀，另一方麵，他又深愛著韋女士娟介高潔之品行。他是毀棄婚約堅決向韋蓮司求婚，還是屈從母命娶這位江冬秀為妻？這就是胡適那時麵對的兩難問題。而結果，胡適遵從母命與江冬秀結了婚。
所以會走這條路而不是走那條路，書中分析道：胡適的婚姻，基本上隻是甘心為愛我者屈的一個具體表現。他之所以這樣做，與其泛泛地說因為他是東方人，不如說因為他有一個對他關愛備至的母親。
胡適與江冬秀
2日寫給胡近中的信中，坦白地承認：吾之就此婚姻，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在家庭親情上，我站在東方人這一邊，這主要是因為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母親，她對我的深恩是無從報答的。我長時間離開她，已經使得我深感愧咎，我再不能硬著心來違背她。胡適的這種對母親的孝心近乎基督教的原罪。這個罪是無論如何都贖不完的，所以他接受母命同江冬秀結婚，以咦其罪。他的那種深恩難報的罪惡感，漸漸發展成了母命難違的使命感。
胡適的這種愛情悲劇，是他麵對兩難境地時，將選擇的天平擺向了母親之命那一邊的結果。
第二個例子，詩人魯藜的愛情傳奇。95年的一天，天津市文聯主席魯藜家的門敲響了，魯藜去開門，走進來的是一個怯生生的小姑娘，手裏拿著電工工具，我是來給你們家換開關的。魯藜一看這個女孩也不過十來歲，心想，難道你也會電工活？想不到這個小姑娘很快就把開關修好了。
交談中，香藜了解到她叫劉穎西，今年2歲，在小學六年級讀書。因為家境貧寒，她常在
課餘幫助家長做些小修小換的電工活。這次來他家裏換開關，是她父親派的活。
小籲西環祝四周，看到了一個書的世界。她感到十分驚喜，天真地叫道：哎呀！你怎麼有這麼多書呀！
香藜問她：你喜歡看書嗎？小穎西回答說：當然喜歡。香藜從書架上選出兩本安徒生童話，說是借給她看，還說看後可以再來借。這就是香幕和劉顧西的首次相識。這一年，普藜36歲，小穎西2歲。
這是張治平、洪青華兩位作者所寫詩人魯藜愛情紀實中的情節。為了把敘述的節奏加快一些，下麵我們就拉一個簡捷的提綱：
955年，魯藜被英名其妙地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劉穎西也受到了牽連，被叫到派出所去受政治審査，追問她與魯藜的關係。
番藜被投進監獄，妻子王曼恬為了孩子的前途，與他離了婚。關押近兩年後，終因證據不足而釋放。
這以後，魯藜、劉穎西雖然偶然見過麵，但幾十年過程中，劉穎西上山下鄉，與農場一位工人結了婚，魯藜卻一直孤苦伶仃。
979年，65歲的魯藜徹底平反了，恢複了
播風家庭997年第斯，黨籍和政治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