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意義上講，樂與苦是和興與衰相聯係的。興則盛，興則隆，興則樂。因為興是勝利，是發達。衰則敗，衰則亡，衰則悲。因為衰是凋謝，是枯萎。因此，興與歡樂共存；衰與悲哀並生。
最能表達和證明興衰過程的事實是曆史。曆史是經過了的興衰過程，是凝固在昨天的興衰事實。所以，“知史”是知興衰的最好學習，是駕馭苦樂觀，調節苦樂觀的極為有效的辦法。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用學習曆史故事的辦法，用“係列例典”對學生進行德育，不僅可以擴大眼界，有信服地證明道德的曆史力量，而且可以通過對曆史故事的溫習，為現實的人生提供吸引和鞭策兩個動力因素，從而激勵自身前進。
追求美好，改變現狀，勝不驕，敗不餒等等品德都是人所必須具備的品德，有了這些品德，人才可自立於社會並不斷開拓向前。興盛發達時不玩物喪誌，衰敗潦倒時不人窮誌短，保持恒心和毅力，這才是人之意誌如鋼，力量如鐵的堅定品德。
當然，中學階段的“係列例典”教育是以知史為目標的德育，它所要求的是“認知”的目標，還不是品德鑄就的目標。因為知識內化為品德不是一日之功，不是一說而就。“知史”為內化準備原料，或者用“史實”作例證說明這種內化已是先有榜樣，從而激勵中學生的內化機製，這才是中學德育所能達到的。即使如此，比起小學階段的德育內容來說，中學的德育已由日常的待人接物上升到了人生品德的高度，即由生活具體上升到了觀念具體的高度。生活具體也就是感受具體，觀念具體則是感悟具體了。感悟是由感受前進到理念的中介，雖然它離理念還有距離，但它是在離開了感覺以後正走近理念的行程之中，再經過一段努力就到達了理念的王國。從此，理念就不再是它的彼岸，而是它的家園了。
大學階段，要求學生在認識上達到“曉理”的目標。
曉理，就是要使學生認識社會規律。規律是事物之間的內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係。規律是聯係，但不是平常的、隨意的聯係。它是內部的聯係，因此它隱藏在現象的背後；它是本質的聯係，因此它是規定事物態勢方向的聯係；它是必然的聯係，因此它是不可移易、不可動搖的聯係。規律就是必然。人要自由，則必須認識必然、掌握必然、駕馭必然。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掌握和駕馭。
識時務者為俊傑。俊傑就是能認識社會規律的人。大學階段的學生是在完成心理斷乳後即將走進社會而成為社會角色的人。社會角色實際就是在社會關係中不僅有穩定地位而且有穩定身份、穩定職責和法定行為方式的工作人員。因此，曉理是大學生的認知要求。
通過世界觀、人生觀、職業觀的教育，在世界風雲中認識人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認識使命，在人生價值中建立信念，在堅守氣節中勇於獻身，在忠於職守中履行義務……這就是人的品德在行動，人的行動溶進在不朽的曆史之中。
曉理所要求的不僅是對社會規律的認識，而且是將認識了的社會規律入腦。入腦不是單純的記憶，而要化為信念。信念本身就是品格，是在掌握了知識並經審度以後對所追求目標的堅定性、恪守性和不可讓渡性。信念是意誌的基礎，意誌是氣節的保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其原因就在氣節。人一旦有了氣節，則可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實現乾坤浩氣存，剛正存千秋的輝煌。
從小學階段的“懂事”到中學階段的“知史”，再到大學階段的“曉理”，這個認知逐級提升的品德教育過程，實際也是由感受具體到感悟具體，再到理念具體的德育銜接過程。
責任銜接：
善待人—揚名聲—祛邪惡
責任感是人獨有的高級情感，是在經過理性對曆史和社會的必然性審察後，而采取的積極態度。在道德生活中，責任意識是動力機製，因為隻有認識到某件事是自己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應當”時，他才會甘於去做，樂於去做。道德責任是經過人的自由選擇權衡運作以後，采取了行動，因此必須對其後果負責的義務。它是自由選擇權和道德承擔者的統一。
沒有道德責任意識，也就不會自覺地進行道德法庭的自審和參加道德法庭的公審。對自己他會滿足於苟且偷安，對別人或社會則會漠然處之。他不會參與道德實施，不會提出由“現有”向“應該”轉化的要求。所以，強化道德責任意識，才為道德實施奠定了思想根基，才找到了“渠清如許”的“源頭活水”。
從小學的“三合一”語文課本開始，到中學階段的“係列例典”和大學階段的“三觀”教材，除了道德認知上起到了提升銜接的作用外，就道德的責任意識而言也是循序加深的。
小學階段課本中的“禮貌”、“助人”、“勞動”、“勇敢”、“敬賢”、“鄉情”要求，實際就是向學生灌輸懂規矩、善待人的責任意識。中學階段的“守信”、“苦讀”、“勤工”、“節儉”、“報國”、“禦侮”例典，則是對學生提出的識是非、揚名聲的道德責任要求。大學階段的世界觀、人生觀、職業觀教材，實際是讓學生了解自身對於社會和人民要擔道義、祛邪惡的責任。
懂規矩、善待人，這是關於做人的起碼準則。規矩就是約束。約束既是自由的前提，又是文明的標誌。國外有位社會學家說過，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文明標誌就是“褲子”，褲子的第一個功能是遮醜，能知羞恥的首當屬人。把褲子穿上就是約束，是對醜惡的限製和對放蕩的束縛。若無約束則不成方圓，也無法交往。所以，懂規矩的約束，不僅陶冶了人的善待人的責任，擴而言之，也為人需要為保持社會穩定負責任的行為做了思想準備。
識是非、揚名聲這是分清善惡，以便實行揚清激濁的道德責任的思想準備。是與非、真與假、善與惡，是界限嚴格的兩端。界限越嚴格，說明事物之間的區別越精微。因此，識是非是一種具有高級水平的認識能力，是理性才能把握，實踐才能證明的認識能力。通過“係列例典”的演義和講解，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乃至現代典型的舉例，逐步提高識別能力，愛其所愛，恨其所恨，這就是履行自我責任的表現。擴而言之，深而入之，則會自覺地去履行維護社會治安的責任。
擔道義、祛邪惡，這是直接履行道德責任的經典要求，是在對社會必然和曆史進程作了考察並有正確結論後的行動，是萬千誌士仁人熱血寫春秋的壯麗風範。擔道義與祛邪惡是相關相連的兩個方麵。擔道義即為正義而戰，為真理而戰，它是以積極的肯定態度去倡導、爭取、創造美好。祛邪惡是以積極的否定方式去維護、保衛、弘揚善良。在擔道義、祛邪惡的責任中，最為嚴峻的責任是扶危定傾責任，即在國家民族危殆行將傾覆之時，扶持使之安定的責任。《周書?李基傳》：“太祖扶危定傾，權威震主。”《明史·楊廷和梁儲等傳讚》：“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任用偶誤，一切乖方，而欲倚之扶危定傾，經營八表，豈不難乎？”扶危定傾的責任，是關於挑起民族的重擔和關係國家興亡的重任的自覺行動，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天下憂樂觀”的實施，是胸有全局，氣壯山河的責任感。“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釗等無數傑俊先正，就是這種道德責任的實踐者和先行楷模。他們不僅挽救了國家或民族於危亡，而且還為國家和民族的新生尋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所以，這種責任，是關於促社會發展的責任。
由小學階段的“懂規矩”而學會“自我約束”，到中學階段的“識是非”而學會“效法榜樣”，再到大學階段的“擔道義”而自覺“心係天下”，這就是德育銜接中關於道德責任的遞進行程。
因為“懂規矩”而需承擔“善待人”的責任，因為“識是非”而需承擔“揚名聲”的責任，因為“擔道義”而需承擔“祛邪惡”的責任。善待人，是關於人際和諧、社會穩定的問題；揚名聲，是關於道德導向、社會治安的問題；祛邪惡，是關於懲治腐敗、社會發展的問題。可見，就其道德責任的重量及功能而言，也有一個日進益深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