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真理有道德，評論真理也有道德。“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對於作者的勞動如何相待，是否尊重，就是對他的人格、利益是否尊重的實際行動。科學巨匠們的發現和發明，首次成功者可以說寥寥無幾，而首次失敗卻很少例外。正如任何一個剛剛踏上學步走路的人一樣，第一步遇到的當然也不是成功。如果由於起步的失敗而宣判他的“徒刑”，這當然是咄咄怪事。何況一種學術剛興，真偽尚未驗證之時，就匆匆“開庭宣判”，那自然是對學術的窒息，無疑類似“死刑”。
科學的真正宣判在哪裏？不在教堂上，不在法庭中，也不在政府裏，唯有宣判權威的是實踐，是千百萬群眾的實踐，而實踐又是曆史的，因此，學術要由曆史去做結論，由實踐去鑒別。
學術之爭不同於階級鬥爭。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不同學術的爭論，將會延緩科學發展的速度，甚至使之停滯不前。因為，一家一派的一統天下，對這一家一派來說，就會懶惰起來，失去進取心；對另一方來說，就會受到壓製。蘇聯曾出現過用行政手段和國家的力量造成“米丘林—李森科學派”的學霸式統治，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宣稱為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把控製論說成是大雜燴等等做法，都為科學的發展造成了惡劣影響。經濟學家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和經濟學家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曾被宣判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劇毒品，並爆發了全國範圍的聲勢浩大的討伐和圍剿運動。兩位學者所遭受的待遇更加糟糕。曆史蒙受冤屈的時候，真理也在淌淚；玉宇得澄清，真理發光亮。現在，這兩位學者的著名理論所具有的真理權又“物歸原主”了，但是由於對它所采取的錯誤宣判而造成的實際損失，卻無法補償。這個有血有肉的教訓，隻能作為史實記在科學發展史上。宣判不是批判。批判的意義是討論，是考察、分析和清理，曆史遭到的不幸，首先就株連“批判”，這個神聖的概念也遭到不幸，它被扭曲為“筆殺”、“宣判”，進而又提出“大批判開路”，筆殺成了槍殺的先聲。
宣判中，常常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當某種風潮被一些不正當的權力所掀起的時候，一些本來裹足不前的人，或者躺著沉睡的人，猛然高昂，向著前進者或拚搏者百般指責。因為他剛從被窩中鑽出來，身上沒有探索者因開拓“處女地”和研究“無人區”而沾上的塵埃，於是他就以高潔自居，指責別人身上的汙染；他可能僅有在夢中對一些區域進行漫遊的幻覺，就以這些區域的最知情者和最裏手者自詡，對探索者關於在這些區域中獲得的見解，評頭品足，百般挑剔。好像真理是這樣突然爆發在朦朧剛醒之中，猶如果實是結在無花之樹上，而花朵是開在沒有蓓蕾的枝上那樣便宜。躺著的討伐幹著的，坐著的指責走著的，“諾諾者”嗬斥“諤諤者”。這實在是科學的恥辱。一旦潮勢平息，我們能在這被蹂躪得蕭條的學術園地裏發現什麼呢？除了一捆能夠搗作紙漿的物的廢品外，就是一堆被弄亂了的思想債務。
真正的科學所要求的是這樣的品格，對別人相信的也要認真去檢驗，被別人否認的也要反複去思考。不抱門戶之見，不為權威左右。我們就是靠正確領導而不是濫用權力。權力不是真理，權力也代替不了真理。真理是不以權力為標準和轉移的，真理生命的土壤是實踐。宣判卻是這樣：它用個人的意誌，行政的辦法，高壓的手段，對科學中的探索甚至正確的理論，實行“鎮壓”。不僅“真理的發明權”歸鎮壓者壟斷，甚至科學探索的空間也歸他霸占。下榻之邊，不容他人酣睡。用個人的權力幹預真理，實際是意誌代替真理。
“人民群眾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這一普通的曆史唯物論原理，同時也通俗地說明了人民群眾不僅是自然科學的發現者，而且也是社會科學的發現者。尤其是因為“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這一原理的揭示，它更明白地宣布：人民群眾也是社會科學的主人。因為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知道梨子的滋味的是變革梨子的人，了解社會奧秘的當然也是變革社會的人，“卑賤者”最有社會知識的發言權。
學術和政治相聯係，又不是一個東西。學術是人的認識問題，政治是人的存亡問題；學術以商榷去解決，政治以服從去解決。關於自然界的學術認識要成為對政治的影響，中間還隔著極多的環節作媒介，它要由觀念的形式通過物化成為現實的生產力以後，再通過對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然後去影響社會，從而影響政治；社會領域的學術理論，要通過社會集團或政府機關製定路線、方針，並用行政或紀律的手段，貫徹於實踐中去以後，才能成為實際的社會物質力量。學術討論，一般是在理論刊物上筆戰或同行“秀才”會上舌戰。人們視這些場所為“學術園地”，而不是政府的喉舌；紙上所談的不是“兵”，而是“文”，不是紙上談兵，隻是秀才論道。相反，作為黨的喉舌、政府要員，他們的言論具有權威的號召性質，人們是從貫徹、執行的角度去領會它的意圖的，因此，慎之又慎是十分必要的。不然，一些人飛黃騰達時，另一些人則會落入深淵。雖然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但必須以紀律為約束，首先要與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沒有鐵的紀律，無產階級的政權不要說保持幾年、幾十年，就是幾個月也是不行的。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關於這方麵的教導，對於視政治為學術的人，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所以，區別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絕非區區小事，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也是學術問題不能用宣判代替討論的道理。
社會發展到今天，經驗管理已經不得不讓位於科學管理，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一般社會發展，從宏觀的預測、規劃、決策，到微觀的計劃管理、質量管理、技術管理、財務管理、勞動管理等，都需要有一套係統的理論知識和科學方法，需要有綜合性的管理科學，要求管理幹部知識化、專業化。正如列寧所說，“要管理就要內行，就要精通生產的一切條件，就要懂得現代高度的生產技術，就要有一定的科學修養”。這裏所說的科學修養，不僅包括自然科學，而且包括社會科學。
（原載《求索》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