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審美活動、道德活動都是以人為主體的社會行為,都是在審美意識和道德意識支配、主導下的社會實踐活動。那麼,在道德移情作用下,被激蕩而起、過濾篩定後的主體意識,不僅是一種明顯的心理直觀,而且是反映現實的客觀認識,不僅是主觀情感的評價和判斷,同時也是對特定對象中倫理內容的有目的的複寫。主觀評價與客觀認識,審美自由與倫理功利在這種認識中契合為一,是它不同於其他審美意識的顯著特點。
這種由美善合一的情緒激活和心靈震撼所形成的審美—道德意識的積澱,這種客體內容的主體內化的最終認識結果,必須由能動的主體意識轉化為自覺的社會行為,並且把它放入到社會實踐中進行檢驗,經過思維篩選機製進行選擇,使之繼續深化之後,牢牢鑲嵌在主體心靈深處,時刻都提醒、警戒主體行為前的意識活動和實際的社會道德行為。這樣,道德移情的目的才算真正達到,整個過程才算最後完成。如果主體對外來信息的反應僅僅隻停留在內心激動和讚賞驚歎的感知性水平上,“看一看很激動,想一想很感動,做起來沒行動”,在主體心理建構或重構中接受到的新的思想觀點並不牢固,而且也不能使之深入成為主體靈魂深處的哨兵,道德行為的警鍾起不到對主體行為的警戒、指導作用,道德移情也就最終不能走向實際行動。
蔡元培曾說過:“人人都有感情,而並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由於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為強,轉薄為厚,有待於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作美育。”所以,道德移情所激起的這種審美—道德意識已並不僅僅隻是就對象形式美的讚歎和欣賞,而是融美與善於一體,在主體自覺容納和認同、主動理解和整合之後新形成的一種深沉的道德認識,這種新的道德認識在濃鬱的審美—道德情感的上升推動下,其所把握到的道德理想和信念因為審美的自由本性,從而使主體對人生價值的領悟在一種超凡脫俗的境界中進行。而正因為這種體驗的自由自主性,則使它的規範強製性越來越弱,代之而來的是選擇的自由和心靈關係的和諧,道德他律也日益轉化為自律。這樣,就使它很容易在主體內心鞏固下來,並在各種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顯示出一種定勢力量,既鞭策主體的信念和行為不斷地自我完善,也激勵主體充滿信心,鼓足勇氣,努力地向偉人賢士、英模先烈們靠近,使主體在對對象進行既合規律性又合目的性的充分改造之後,主體的道德接受便從道德規範的硬性要求轉變為意誌自由的培養,從而保證主體對自己的實踐行為不斷自我調節和自我警戒,自覺長鳴心中的道德警鍾。
三道德移情的途徑
1.物—人途徑。
先賢遺物中的崇高人格重現,英模足跡中的感人事件再生,曆史名勝的豐富史實昭示,實現物—人、物—事、物—史的教育結構,是進行道德移情的主要途徑。
物—人,就是指通過瞻仰先賢遺物而使主體心中重現對象所潛隱的崇高人格。
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社會賢達、誌士仁人、英模先烈們既是社會理想的代表,又是道德理想的範例,是我們效仿的典型。可是,人生有涯,曆史之手無情地將先賢們與後來者分開,給後人留下了不能目睹風采、親聆教誨的遺憾。然而,他們的精神卻永存不變,他們的思想和人格記載、濃縮和潛隱在其遺物之中並代代相傳。遺物,既成為他們人格精神的象征,也是後來學習者深究他們風範的書典。瞻仰“民族之魂”魯迅的手稿、書信、日記、文具等遺物,先生那“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崇高形象便會油然浮現於參觀者的腦海中。此時,人們不僅對先生的學問和人品頓生敬仰之情,而且,也往往因之而引發人們去主動體味他那犀利、冷峻、無情的筆鋒中所凝結的憂慮、孤獨和悲憤,從他對國民性的深刻剖析中去洞悉文明與愚昧、高尚與卑汙,迫人自省,促人自進。所以,物人相連,無人則無物;人因物而再現,物因人而升華,此便是先賢遺物的本質所在。
以物為師,並非物能言。言者為師,行者為範。物不言而能成師,其奧妙不在物中,而是因為此時的物不是孤立的物,它是物—人結構,物中有人,物中有師。這種“物以人觀”的方式,是主體在審觀先賢遺物這類特殊社會物時主觀能動性的充分體現,是主體情感活動的應然結果。它既與自然科學研究中物我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不存在喜怒好惡的“物以物觀”的方式不同,也與通常道德教育中直接以人為師,利用說理和引導進行的榜樣教育相異。社會賢達、誌士仁人、英模先烈們的遺物和其他實物所根本不同的,就是它中間所蘊含的道德因素。它們在後來人的心目中已不是孤立存在的紀念物,而成為溝通先賢與後人道德思想情感的中介和橋梁。所以,它是以自身的具體真實可感的特性和豐富鮮明深刻的內容來誘導和感染瞻仰者的情感,使主體拋卻了用概念體係構成的說理、推斷和抽象思考,而用道德美的人格形象的展現來引導我們去感受和理解對象。此時此刻,主體雖然沒有直接麵對先賢楷模,也沒有接受外來的說教和灌輸,卻因在對象的直接刺激和自我內心的強烈震動之下,在物我雙向的交融中,因物起感,借物思德,調動起積澱於內心深處的豐富道德素材,激活情感,以物為橋,生動、深刻地再現出潛隱於對象之中的崇高人格。並且,使物中的人格形象逐漸凸現,物被情感化;而從被情感化了的物上反射回來的信息,充實主體趨美即善的精神需求,從而振奮了精神,提升了德性。
2.物—事途徑。
物—事,就是指通過追尋英模足跡而使主體直接感受和主動體會對象中所發生過的感人事件。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英模足跡,作為一類特殊的社會環境,它既不同於一般的自然風光旅遊景點,也不同於專設的紀念館,而是英模先烈、誌士仁人們生前事業奮鬥的真實場所或空間,是先模業績的紀實。諸如,因為“七七”事變,而更使盧溝橋聲名大增;因為遵義會議,而使此地成為中共命運轉折的明證;因為抗日愛國將士的浴血奮戰,而使台兒莊天下聞名;因為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而使上甘嶺成為誌願軍戰士的一座豐碑。所以,英模足跡,因其所內含的有關英模們的真實、生動、感人的事件、事跡和故事,而成為人們緬懷先輩業績,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場地。身陷此境,人們不由地會重新憶起曾於此發生過的事件,品味其中所富蘊的經驗教訓,而對英模先烈們的豐功偉績和高尚品質頓生欽仰之情。
因此,因物見事,它使事不但與特定空間聯在一起,又在業績的再現中使特定空間與業績分開,啟發後人在另一種環境中也需做出業績,從而接受事件中所昭示的價值內核,叫後來者從中吸取超越現存、戰勝渺小乃至平庸和挫折的勇氣,激發起追求那飽含巨大倫理情感和深邃哲理的人生價值的信心。這樣,通過以物見事,從真實事件所蘊含的偉大與渺小、悲壯與平庸的強烈對比中,必然會激起積極向上的精神。
3.物—史途徑。
物—史,就是指通過遊覽曆史名勝而使主體學習到豐富的曆史知識,感悟出深沉的曆史內容。
曆史名勝不同於河海大漠、原始森林、崇山峻嶺等等自然景點。因為自然景點都是未經人類加工改造,沒有烙上人化的印記的自然風韻,是一種天然的、原生形態的自然現象或自然美。曆史名勝則不同,它或為名山勝水、古觀大刹,或為史載古物、遺址舊跡,它雖然是自然美與社會美的有機結合,但更蘊有豐富的曆史文化內容,並且就其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更偏重於內容,內容勝於形式。西安兵馬俑,其以規模宏大和藝術價值而享譽世界,但對大多數遊者來說,往往引起他們無限遐想的卻是對“千古一帝”秦始皇那橫掃六國、鯨吞天下的盛世軍威的感歎;赤壁遺址,吸引遊者的也不是那滔滔江水,而是對這個千年前著名古戰場的懷古循跡。所以,曆史名勝,作為曆史事實的實物見證,作為曆史發展的靜態載體,給後人提供了一所又一所通過追尋曆史、思古問今而進行道德教育的無字“史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古物史跡,名山勝水,它們不僅僅隻是以風格獨具的自然風光和藝術精品而聞名,更主要的是以其所積澱的豐富的曆史內容來吸引人們。所以,遊覽曆史名勝,不僅體現了人們的審美追求,而且也反映出人們希冀感受曆史、懷古思幽、體味人生、追求文明的精神文化需要,並從史實中去追溯人類品德及道德修身的來源與流變,剔除曆史的糟粕,吸收傳統的精華,為現實提供德性的養料,不斷豐富自身,充實自我。
無論是物—人、物—事、物—史中的哪一種途徑,它都體現了“以物為師”的道德移情特征,同時也體現了真正能成為道德之師的因素是“人”。因為“事”在人為,“史”在人為。無人,則無事無史。同時,作為道德移情的主體更是富有道德意識的自覺人。所以,道德移情實際是借物為中介的一種富有現實感、真實感的道德教育。這種道德教育與一般道德教育所不同的:一則是在審美活動的直接進行中實現;二則是在無須理論詮釋和概念宣講中進行的。因此,作為一種固有特色的道德教育方式,它可以與其他方式的道德教育共存並互補,從而成為道德教育方式大家族中的一個新成員。
(原載《湖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