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犧牲不是輕生，當然也不是自然地死去，而是為社會、為民眾的福利所做的自我付出。這種付出，不是為了付出者本人或他的“親人”，而是為了他人，為了民眾，為了社會。
我們是曆史唯物主義的犧牲論者，也是曆史唯物主義的珍生論者。
人世間最為寶貴的就是生命，生命對於每個人隻有一次。因此，必須活得有意義，賴活著不好。必須堂堂正正地做人，要使精神和肉體的力量都盡量得到發揮。這就是珍生者的基本觀點，也是珍生者的基本態度。
珍生不是吝嗇。珍生者把活著的每分每秒都用來為人類價值的事業發光，決不做無謂的丟失，一旦衡量出有更大價值的需要時，就會自覺地按重輕急緩的次序而捐獻。而且平日每分每秒的珍惜或貯存，正是為了支付社會和人民大眾更大價值的需要。列寧教導我們，共產黨人應該“超出這種使人像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也應該擯棄波米亞洛夫斯基小說中的神學校學生那種“慣於白白地糟踏社會財富的儲存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的庸人偏見。
為人民利益而死，才死得其所。在這裏，犧牲不是目的，而隻是為了實現人民利益這一宏大目的的手段，任何手段都必須體現目的的結果。不能對目的有所裨益的手段就不是實現此目的的手段。同目的不相適應的手段，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反而會歪曲以致篡改目的的性質。手段的道德價值依賴於目的的道德性質。但是，目的和手段的關係隻能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任何目的也不能為手段辯解。
在我國古代倫理思想史上，關於生義關係問題的討論，就是關於犧牲精神在道德中的作用的討論。“生以載義”，生是義的基礎；“義以立生”，義是生的價值。人首先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聖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則不得不珍其生。生者所以舒天地之氣，而不病於盈也”。“生”固然重要，“義”更加重要，生命不體現道德原則，就沒有價值。“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如果“生”和“義”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就要勇於“舍生”。為實現道德原則所做出的犧牲，這就叫“舍生取義”。
所以，我們是在人民大眾的價值目標上確定人生的價值，進而引出犧牲的價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的真正含義就在這裏。毛澤東同誌也肯定了“兩不怕”的精神，指出：“我讚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認為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計較個人的功勞、得失，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的特殊品格。
有人把這個口號當作是對科學態度的否定，其實這是誤解。科學態度是不否定犧牲精神的，相反，犧牲精神和科學態度結合，才會創造科學奇跡。科學史證明，不怕困苦、百折不撓的忘我精神，幾乎是所有科學家成功的必要條件。任何一項科研成果，無不是科學家們嚴格的科學態度和忘我獻身精神相結合的產物。誠然，科學成果是為人類造福的，正是為了這種造福於人類的大目的，科學家們才舍小我，這是犧牲精神道德價值的具體落實。
貪生和輕生，就其皮表似乎是對生命態度各執的兩端，其實，對立的兩極在否定人的價值中實現了“親吻”，前者是在不需任何社會價值的情況下偷生，後者是在不需任何社會價值的情況下尋死。價值方針對於二者來說都不值分文，它們都是對曆史失去信心或趣味的哀歎。所以，要反對貪生和輕生，就必須重新確定科學的人生價值觀。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戰爭年代我們的黨和人民在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壯的活劇。在建設時期，我們更應該懂得“偉大從平凡的辛勞中提煉精華，幸福從付出的汗水中聞到芳香”的格言。珍重此身須記取，拚將赤血灌春花。
（原載《江漢論壇》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