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就其廣義而言是指眾人的議論。《晉書·王沉傳》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就其狹義而言是指一個國家中的統治者的意誌的表達。因為占據了統治地位才有可能掌握廣播、報紙等輿論工具，從而通過輿論工具不停頓地宣講自己的意誌主張以及價值觀、是非觀等等，也不停地駁斥與自己的意誌、主張和價值觀、是非觀所持的相反的言論，力求“輿論一律”。平時則日複一日地利用輿論工具進行係統宣傳；當社會中出現了某種事件時，則集中地表明自己對這個事件的態度或判斷，並用以統一大眾的思想達到共識的目的。
輿論的力量是精神的力量，決定精神力量的最終動力仍在社會的經濟生活中。但是，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當它有輿論工具助威時，它會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甚至鋪天蓋地的灌輸之勢，通過對人們的價值評估和是非判斷標準的引導而改變人們原先的標準。毛澤東所實行的一條路線、一個觀點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全國人民都知道的那個辦法，就是掌握和控製社會輿論所下的工夫。
掌握和控製社會輿論，實際就是高舉思想的旗幟。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是集體主義，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倫理的輿論導向就是要宣傳集體主義，批判利己主義，並從觀念是非和價值判斷中使大眾接受集體主義原則，擯棄利己主義誘惑。一個社會的輿論是多元的，但一個社會的輿論導向是一元的，不了解這裏的“多”與“一”的辯證法，就會喪失理論陣地。
當然，令人信服的輿論導向就是講道理。蠻不講理本身也是一種導向，它把強權政治觀念播種在公眾的思想之中。道德的輿論導向本身就應該是靈魂合於德性的行為，所以宣傳集體主義必須合情合理，要潤入聽眾心田。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我們要使理論抓住人，必須自己首先抓住理論的根本。
集體主義的理論根本與人的實際本質是一致的。社會是由諸多個人按一定關係結合起來的人群共同體，排除了個人的存在就無所謂社會。但個人又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脫離社會而獨往獨來的個人是沒有的。人既是作為個體而存在的，又是作為社會成員而存在的。每個人的存在和活動是社會存在和活動的前提，社會的存在和活動是每個人存在和活動的結果。個人的活動的產品作為個人個性的對象化，既體現了他自己的存在，又體現別人的存在，因為他為別人提供了生活、享受、發展的對象、源泉，這個產品既體現了他為別人而存在，又體現了別人為他而存在。
人具有個體和社會兩重質。一方麵，人直接作為生命個體而存在；另一方麵，人隻有通過社會組織而存在和發展。聯結個體人和社會人的中介紐帶是利益。道德的基本職能在於統一個體的意誌，喚起人們的社會意識，協調個體與個體以及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維持社會係統的穩定發展。因而道德的客觀基礎不是個人需要，而是社會利益。把集體主義作為共產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的認識，就是從這種分析中引申出來的。同樣，在這個分析中，也必然引申出這樣的結論：否定個人利益的社會本位主義是歪曲了的集體主義。
2.行為影響。
輿論導向畢竟隻是思想開導，是一種宣言。一步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人在接受某種教育時，總是憑借理解和示範的雙重作用而獲得。理解靠理性的疏導，示範有感性的體驗。理性疏導和感性體驗的雙重構築，才使人能夠掌握那些需要掌握的東西。
人最早得到的知識是從父母那裏學來的，既靠父母講解，又靠父母示範。繼而是在從師和交友中學習。我們把這個影響過程概述為“識親”—“從師”—“交友”。輿論導向要由號召性進化為滲透性，輿論導向者的行為具有極大意義。既然掌握權力與掌握輿論是結合的，因而掌權者的輿論導向與掌權者的行為影響也必須結合。況且，人的接受影響的行蹤在經曆了“識親”—“從師”—“交友”的過程後，必定會踏上“看官”的階段。因此政府官員的行為影響就直接成為輿論導向的現實注腳和百姓效仿的摹本。可以想象，如果輿論導向與官員行為成正向運作時，它施給人的影響也是正向的，如果輿論導向與官員行為成逆向運作時，它給人的影響則是反向的，起碼會給人一種雙重“麵具”的不良影響。
作為道德場中給人影響的行為，當然都是涉及義利關係的行為：是見利思義，還是見利忘義；是見義勇為，還是棄義爭奪；是見賢思齊，還是見賢施計。如果輿論導向中號召的是前者，而輿論倡導者的行為又是後者，號召力與感召力相互抵消，那麼道德場就必定仍是一個空場。
社會學在研究人的行為方式時，把暗示、模仿、競爭、衝突、合作、調適，作為基本的行為方式。因此作為道德場中的行為影響因素首先應考慮到這些基本方式中的道德影響。
凡是有意無意地用自己的行為或行為符號向他人發出的一種信息，對別人的行為起誘發作用的就叫暗示。暗示者的權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一個人的地位、財富、知識、技能、聲望乃至年齡都可以成為權威的資本。權威越高，發出的刺激越能引起別人的反應。所以，同一種行為，由權威高的人發出，可能成為暗示，由權威低的人發出，可能不成其為暗示。“州官放火”，實際就是暗示百姓拆屋。
將別人已有的動作或行為複製為自己的表現，就是模仿。模仿的高級形式是合理模仿，即經過模仿者思考以後，了解其意義，自覺地複製被仿效者的行為。“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全盤西化”都是模仿，但這是無意義的模仿，是一種倒退或失去自尊的行為。
競爭，是當今社會談論最多的行為方式。按照《說文解字》解釋，二兄並立謂之競，兩手拽物謂之爭。可見，競爭就是與力量相當的對手爭奪同一對象，由於力量是旗鼓相當的，因此要想奪得對象，就不顧一切地運用破壞法削弱對方的力量，運用宣揚法標榜或粉飾自我。於是，在競爭中，似乎道德被冷落。商行中的爾虞我詐，官場中的明爭暗鬥，實際上都在強烈地呼喚道德主持公正，也是對競爭者的道德進行評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說明了道德在競爭中的地位和力量。
衝突是一種互相反對的行為方式，是由於利益對立、情緒敵對而采取直接交鋒、互相打擊的形式進行的爭鬥。在衝突中，勇敢這種道德品質固然能昭示而給人以教育，有理、有利、有節等鬥爭藝術也給人展示出富有教養的形象。
調整自己的行為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就是調適。麵對當今世界改革的激流，認識自己原有的東西有的不夠用了需要補充，有的已經陳舊需要更替，這都是調適的自覺表現。因循守舊，故步自封，並不是原則的堅定性，而是把堅強有力的原則變成了僵死的教條。
我們從幾種基本的行為方式中分析行為影響在什麼樣的情形下才有正麵的道德意義，才會給人以形象體驗並產生道德感召力，實際上是在維護輿論導向的權威和尊嚴。絕不叫卑鄙的行為玷汙了崇高的宣言。
3.閑暇生活。
閑暇生活是由閑暇時間和閑暇活動所構成的個人行為，是個人創造選擇和自己支配的生活，也是個性表現和發展的特有存在方式。閑暇時間和閑暇活動，是構成閑暇生活的兩大因素。按照狹義的理解，閑暇時間是一個擺脫了工作和責任的時間，是個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是除去了睡眠時間、必需活動時間以外的時間。閑暇活動是人在閑暇時間中，沒有外在壓迫感和內在壓抑感，既可以全神貫注也可以漫不經心進行的閑情逸致的活動。閑暇活動包括工作之餘的讀書、調查的學習活動，觀看花展、畫展的欣賞活動，寫詩、作文、搞小發明的創作活動，打球、跑步、遊泳的體育活動，唱歌、跳舞、遊園的娛樂活動，以及與朋友聊天、交往情感的社交活動等等形式。
閑暇生活過得有意義，可以成為人的一筆巨大的再生性財富，使人生充滿活力、充滿歌聲、充滿笑語、充滿智慧、充滿創造。所以，如何過好閑暇生活，體現著一個人對待生活以及對待社會所取的特殊態度，也是使自身個性的存在在所有方麵都得到平衡發展的最為自由、輕鬆和愉快的主動安排。閑暇生活的上述特征及價值決定了把它列入道德場，並作為其構成因素之一的理由。
更為重要的是，個人作為社會成員，在其必需活動的時間內，或是參加職業組織的活動，或是參加社團組織的活動，均有其特定的行為模式規範著，唯獨在閑暇時間內留下了社會管理的空白，因此如何使它既過得自在，又過得合理，實在是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而且由於閑暇生活是個人在無工作責任中自由選擇的生活，因此它具有宣泄自己，昭示自己進而影響社會的輻射性品格。道德沒有滲透到閑暇生活中，說明道德的力量是軟弱的，道德導向是沒有全勝的。即使道德在非閑暇生活中已經取得了勝利，也會因為閑暇生活中的非道德傾向而對那種勝利進行衝擊甚至抵消。
有意義的閑暇生活對於個人來說，應該具有使工作中消耗的體力和精力得到恢複，使“閑得發慌”的狀況找到充實和欣悅、振奮的機會，使煩惱、憂愁找到替換的方式，使由於社會分工而限製了的個人興趣和才能找到發揮的新天地等等積極功能。對於社會來說，積極的閑暇生活會形成一種利於個人工作態度向上的“社會輿論”，創造在業餘時間中產生科學和藝術的時間，成為文化傳播和擴散的場所。反之，閑暇生活可能產生消極結果，使人沉溺於聲色肉欲之中，不思進取，玩物喪誌，進而使民心渙散、國力衰敗、精神萎靡、社風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