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勢必導致私有意識的膨脹，而私有意識的膨脹是典型的道德退化。這一立論有許多難以立論的地方。首先，私有意識與利己主義並不等價。其次，私有意識的產生、存在、發展，在人類發展史上遠不是一種純粹的消極現象。與原始公有意識相比較，奴隸製時期的私有意識就是一種曆史進步。與立於自然經濟之上的小私有意識相比，資本主義的大私有意識又是一種曆史進步。如果我們確認任何社會意識、道德觀念都形成於一定的經濟關係背景之下，是人的發展需要與人的生命活動的特殊表現形式的話，那麼，我們就應承認隻有在不但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製，而且連私有生活資料也不存在的時候，私有意識的存在與膨脹才是道德退化。
我們承認商品經濟對道德進步的消極性，而不同意將它的消極性說成是“必然性”，就是立足於不承認它是“不以意識為轉移”的隻能如此的“代價論”。道德在什麼時候都應有自身的獨立品格，而決不能以自己的“墮落”或“退步”去取悅商品經濟中的消極因素或者向其獻媚。
2.良知效應、超前意識。
道德畢竟是社會意識的形式，因此，若無人的心理承受力相對應的話，不論客觀的經濟生活如何呼喚，道德也是無法產生和無法前進的。正如意識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一樣，無反映者僅有被反映者，無頭腦僅有外界物，也絕不會有意識的產生的。
人的心理承受力既是發展著的，也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是人與動物以及自然界相區別的地方。“人非草木，誰能無情”，這說明人的心理活動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良知。
在人類的童年期，集群的生活和集群的采獲，使他們具有“歸屬感”的心理。各成員沒有把部落的生存與個人的生存區別開來，把部落的命運與個人的命運區別開來，隻有“類”的觀念而無“己”的意識，因此一旦失群離散，就等於掉進了死的深淵，就會失魂落魄。“歸宿感”與“落魄感”就是人類童年的基本心理狀態。這種狀態與當時極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相呼應，因而最需要的道德就是協調合作，這種道德就在原始宗教以及圖騰崇拜中朦朧地表現著。
繼而人類進入了階級鬥爭的時期，產生了以“榮譽感”為基本特征的心理狀態，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都以個性的方式表現著自己的“勇敢”和“非凡”，並希望得到別人的肯定與讚揚。這種心理與私有製的經濟相呼應，就產生了以“進取”、“分野”為基本內容的道德需要。凡是在“進取”、“分野”中遭到失敗者，就成為否定或貶斥的對象，因此，“羞恥感”與“榮譽感”的道德評價體係同時產生了。
文明發展到對私有製的罪孽有了認識並產生了公有製觀念和現實以後，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在自我意識上又有新的飛躍，不僅視自己為社會的成員與自然界區別開來，而且還視自己為社會的創造者與主人，與社會的自利者、剝削者區別開來，產生了“崇高感”與“平庸感”的心理。這種心理同與日俱進的公有製社會經濟活動相呼應，就產生了“集體主義”、“獻身精神”和“無私奉獻”的道德需要。
經濟生活的呼喚是道德需要發展的根本動因，心理承受力的對應是道德需要發展的意識因素。道德需要發展的社會軌跡，就沿著經濟生活的呼喚與心理承受力的對應而產生的協奏旋律起伏向前。我們把“心理承受力對應律”稱之為“良知效應”。
“良知”，本來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個道德範疇。語出《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良知就是不慮而知或天生之知，是超經驗的道德本能和對善的直覺。宋明心學家對其作了進一步闡發，明代王守仁將良知看成是人心的本體，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並提出了“致良知”的學說。
今天我們借用良知，不是指它的天賦觀念或先驗的心理現象，而是指後天經驗中的道德直覺和經驗中獲得的道德責任感。所謂“良知效應”，也就是認識的能動作用或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映、概括和指導作用。隻不過它的能動性與一般認識論的能動性有些區別罷了。這種區別就是“良知效應”所反映、概括和指導生活的領域僅規劃在社會生活的利益關係範圍內，並以善惡作為基本的範疇而加以闡發，樹立起道德上的責任並自覺轉化為義務，勾勒出抑惡揚善的行為路線和評價模式。這樣去理解，目的在於探究道德需要的發展和運行的實際行程。
應該說，“良知效應”所蘊含的認識能動性比一般認識論中所體現的能動性是更為明顯的。因為道德本身就是以實踐精神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以“實然”到“應然”的轉化，它所要求的不僅是對“實然”作出善惡陳述和評價，而且要求對“應然”作出指令和規劃。因此，道德是具有明顯的“超前意識”特征的社會意識。有見於此，讓道德對現實作出“妥協”而去附和現實，顯然是難以立論的。相反，道德應走在現實前麵，成為人類自我完善的思想明燈。因此，讓道德付出代價去迎合不道德的行為，何之能有？！
3.做真誠、健全的“富有者”。
既然道德需要是循著由自發到自覺、朦朧到清晰、填充到追求、協同到奉獻的行程而提升前進的；既然這種行程的提升是由經濟生活的呼喚與心理承受力的對應而不可避免的勢必如此的。那麼，人就隻有在認識和掌握了這種必然的基礎上才能獲得自由。因此，無論是社會還是人生，都應該在自己的需要係統中，不斷充實和加入道德需要的成分。
物質的富有和精神的貧乏不是現代人的理想人格。相反，僅有豐厚的財富而沒有高尚的精神，可能置人於窒息或陷於滅頂之災。占地萬頃，隻需一分葬身；擁房千幢，隻需一處棲息。精神的富有會使生活放射出多彩又不息的光芒。動物也有物的需要，但沒有精神的追求。人不能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不能在物質享受上現代化，在精神追求上空蕩蕩。物質是享受，精神也是特有的享受。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何陋之有？！”劉禹錫的《陋室銘》就是一首精神富有者的歡樂自鳴曲。讀來無任何貧賤者的悲哀，而隻有高尚者的得意。劉氏不是生長在現代，更沒有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的富貴，尚且能夠為精神的珍貴撥動如此激情，我們處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富貴之中，豈能使心靈幹癟而成為實際的殘疾者？！
現代人應該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時豐厚的“富有者”，這才是真誠、健全的“富有者”。因此，追求美德的需要應該成為生活追求的主旋律。
馬斯洛在他的需要係統層次中把道德需要作為最高層次的內容，今天我們不就是站在高層次上去追求生活嗎？既然如此，又怎能不把道德需要作為生活追求的極端重要的目標呢？！
生活要現代化，道德需要也要現代化。現代化的道德需要既體現在“無私奉獻”的境界上，又體現在“四知”精神的自覺調節中。“四知”就是知體、知彰、知微、知省。
知體，就是識大體，有全局觀念，能知此知彼、知己知人，能抓主要矛盾、又會“彈鋼琴”。道德上講知體不是方法問題，而是品德修養和品德具有問題。即通過自覺修養使自己能有“天下的憂樂觀”，這就是品德具有。有了“天下的憂樂觀”，才能意識到自己肩上的恢宏的社會責任，才不會被簷雀之誌所縛，而會懷鴻鵠之誌展翅，才不會因個人之得為福，以個人之失為禍，因而會有正確的個人得失觀。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善生養人”、“善班治人”、“善置設人”、“善藩飾人”的“能群”的“君子”。因而必定不會做暴斂財富的寡頭和置群眾疾苦於不顧的獨夫。
知彰，就是看清事物的明顯跡象，能對事物已經出現的征象進行描述、概括。要有這種能力，除提高自身的觀察水平外，重要的是要對生活充滿興趣，傾注關心。沒有熱情，冷漠生活，就不會去發現生活；麻木不仁，厭棄生活，即使生活中的五光六色在眼前閃爍，也會視而不見。道德是社會意識，也是一種生活，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隨事可悟的行為和現象，而且是通過千百萬人議論和評品去實現的行為。沒有輿論和評價，道德就等於銷聲匿跡或軟弱無力。因此，知彰的要求，就是要掌握道德的尺度，去發現和評價日常的行為，從而善於創造一個道德世界，使人置身於其中並不斷受到熏陶的實踐。若是這樣一個世界出現了，何愁道德需要不成為日常中的生活內容。
知微，就是有預見，能看出事物發生變化的隱微征兆。知微見著，是具有預測性認識能力的表現，是戰略家的眼光。從道德上講，知微就是要有良心的發現。良心是人的德性的隱蔽裝置和道德法庭的實際機製。良心的使命就是跟蹤別人和自我的行為，並不斷發出調整的指令，使行為始終控製在符合道德原則的範式之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知微則會慎獨，才有個人行為的自覺，才能自我吸收道德的養料；知微則會防範，才能避潰堤於蟻穴之前，從而保持社會生活的道德潔淨和防止社會道德生活的倒塌。
知省，就是要學會和善於自訟自訴，省察和省悟自己。古人倡導“省察克治”，即要求隨時發現自己不合德性的思想和行為並立即除掉，不容遲緩，不留遺患。“見賢思齊焉，見不賢內自省也”。省悟和“見賢思齊”是相連的，也就是說省悟必須有準繩、有對照、有刺激。以“賢”之品格對照自己，刺激自己，並用其標準要求自己，這樣才會激發自我向上的決心，才能克服沾沾自喜、自我滿足的陶醉，使自己不斷增長道德需要的欲求，去與“賢”比“齊”。
一個人在生活中實踐著“四知”的道德要求，道德也就占領著他的生活，成了生活的需要，因此，精神就會充實。
古代曾參提出的“三省”論是一種道德的精神活動，當今我們概述的“四知”也是道德生活中的悟性活動。人能如此在悟性中充實自己，那肯定是不會有精神貧乏之苦的。
（原載《中州學刊》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