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場合道德的“立法”
道德律令不僅是個人行為的規範，也是行為評價的準繩，近似法的功能。因此我們把道德律令的形成稱作道德“立法”。
場合道德大致有下列“立法”形式：
約定俗成。場合道德最初是以鄉規民約的形式在民間流行，成為風俗。風俗是曆史地形成的，在一定環境內經常重複出現的一種行為方式。通過這些風俗，群眾活動的一些方式就由集體傳給了個人，個人在社會教育過程中習慣了這些方式，並一代接一代地保持和相傳下去，就成為習俗。“入鄉隨俗”，遵守當地風俗，是尊重當地群眾或民族的利益、人格的表示。習俗是道德立法最簡易的形式。
交往細則。如果說風俗是通行於社會的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那麼“交往細則”卻是以條款形式所規定的戒律，它十分具體和詳細。諸如“商業守則”、“學生守則”、“醫生守則”等，往往是以命令式的口氣規定“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場合道德中的“交往細則”，規定了雙方交往時在思想上的要求、作風上的要求、行為上的要求，甚至包括衣冠儀表等方麵的要求，以及與上述方麵相關的忌諱。
“交往細則”是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產生的律令，但是它的教育方式和形成手段略有不同。“細則”總是取“手冊”成文方式告誡社會成員，和行政頒發聯係在一起，用某些宣傳工具為手段進行傳播，甚至和“受罰”相結合，具有較接近的“法”的效力。
入場須知。這是用醒目的方式把場合道德要求公布在場所之中的簡明條文。比起“交往細則”來，它更為概括，而且具有鼓動性，喚起進入場所的交往者集中注意，互相監督，共同遵守，對其違背行為以貶斥。
入場須知具有下列特征：第一，它是規範的，即不管在該場合遵循什麼樣的具體目的，“須知”都是必須執行的。第二，它具有與個人無關的非主觀的性質，即不是建立在某種主觀意誌基礎上的。在各種場合，“入場須知”都不是以他本人的名義說出來的，而是表示該場合的客觀情況和社會生活規律。第三，這種“須知”總是具有普遍意義，即平等地普及於場合的所有人，而與他們的特殊地位、組織上的歸屬毫無關係。
道德規範。它比“入場須知”更概括、更提煉，因而也是一種更深刻的道德要求形式。它既考慮到特定的條件和特定的環境，同時必須從一些更加概括的道德觀念，即原則、理想、正義、善惡等等概念出發。因此，道德規範比起“入場須知”、“交往細則”來，具有完全的道德性質，它所包括的內容僅僅是道德的要求，所反映的僅僅是場所的道德關係，而不直接規定場所中的經濟關係、政治關係等；在對行為的約束作用中，它又揚棄了“細則”和“須知”所憑借的行政手段，而僅僅依靠信念、習慣和輿論的力量去維持。
從“約定俗成”到“道德規範”形成的過程，是道德“立法”由自發到自覺，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道德規範並不是道德關係的最高抽象，也不是道德行為準則的最高抽象。它的高一級意識形態是道德原則。但是正像沒有第一步就沒有第二步一樣，沒有約定俗成的社會生活“紀律”就不會有後麵的“守則”、“須知”以至“規範”。這個上升秩序，既反映了人類認識水平的前進，也反映了人類精神文明的進步。高一級的認識又轉化為新的認識的起點，“規範”的普及又會產生新的風尚，從而出現新的“約定俗成”。
我們對場合道德的“立法”作了上述討論，目的不是為了彙編那種包羅萬象、一勞永逸的“道德法典”。這種試圖的幻想性已為摩萊裏和盧梭的失敗所證實。我們所希望的是在共產主義道德原則的指導下，以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曆史為基礎，建立起解決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各民族和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的道德問題的規範要求。當然，重要的不是道德要求本身，而是正確地運用道德要求。
社會主義為場合道德的建立和實行提供了現實的可能。因為這裏開始從根本上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奴役變成為互助，由貴賤變成為平等，由壓迫變成為互利。因此，本文所涉獵的觀念是新條件下的特有的精神世界。
（原載《江漢論壇》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