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婚姻法修改論爭》
這一年我主編了《婚姻法修改論爭》一書。這書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它對我國修改婚姻法的過程有一定的影響，也是這一過程中各種觀點激烈爭辯的一個記錄。婚姻法與其他小法不同的是，它與絕大多數中國人有關。所以人們在這個問題上也都想發言、出聲，各種觀點的論爭十分尖銳、刺激。我在其中也寫了一篇。
那一年，我們一些社會學家和法學家還被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請去開座談會。在會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同性婚姻問題。當然，這個提法不僅在中國過於超前，在全世界也是比較靠前的。雖然當時已經有幾個國家批準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聲勢還不像現在這麼大。
1999年：《性的問題》
《性的問題》一書是我在性的問題上的一些思考的結晶。其中被人們了解較多的當屬對我國現行涉性法律的思考和批判。原因是我在一些講座中把這個問題單獨作為一個題目講過，在評論時事的文章中也使用過其中的一些觀點和材料，例如淫穢品問題、賣淫問題、聚眾淫亂問題、自願年齡線問題，等等。而我在1999年出版的這本專著中的一些觀點，直到十幾年之後，仍然被認為是“前衛”和“先鋒”的，這是褒義的說法，而貶義的評價則是“超前”的，不斷成為涉性問題社會論證的焦點。
我在其中提到了目前我國正在實行的與性有關的法律有兩大類，一類涉及有受害人的行為；另一類行為根本沒有受害人。即使前一類法律也不是全無問題的；而後一類法律更是問題多多。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推動我國涉性法律的改善，我甚至想用後現代理論最忌諱的一個詞——進步——來說明我的目標。因為雖然文化相對論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習俗、規範和法律都有它自己存在的價值，但是我所引用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不能不讓我們感慨，我們有些法律和規範實在是太過原始，太過野蠻，太過落後。用我後來常常用的一個比喻來說，它們已經是一些活著的恐龍了。對它們的批判和改變甚至已經不再屬於“相對合理”的範疇，而是屬於“絕對進步”的範疇了。
2000年：《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兒理論》一書是我的一部譯文集。其中所有的篇章都是我1999年在美國加州大學參加性別問題研討班期間搜集到的。在這個研討班上，我有幸會見了文章被收入書中的幾位作者，如葛爾·羅賓和朱迪斯·巴特勒，親耳聆聽了她們的高論。我還利用有限的逗留時間，跑到羅賓的班裏去聽過課。記得她在課上放了一段舊金山女同性戀酒吧的錄像帶——她的課是關於女同性戀的研究。她對虐戀的研究也很有名，她曾經的一位女友帕特·柯麗菲亞是虐戀的活躍分子和著名作家。
我們在業餘時間跑去舊金山，住在麗莎·羅芙的家裏，晚上借來虐戀的錄像帶觀賞。麗莎安排我與虐戀的活躍分子見麵，他們帶我去參觀了舊金山最著名的虐戀用品專賣店。我們還在咖啡館裏見到非常成功的易裝（男變女）演員。我至今還記得羅賓對我們講述在西方女性主義者當中發生的“性論戰”的情景。那個研討班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這本譯文集就是我對那個研討班的一個記憶方式。
從上世紀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別領域的越軌分子（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易裝者、易性者、虐戀者等）開始自稱為“酷兒”，“酷兒理論”就是他們創造出來的、關於他們自己及其越軌行為的理論。
2001年：《一爺之孫——中國家庭關係的個案研究》
《一爺之孫》是通過對北京一個大家庭（六代百餘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資料寫作而成的。書裏描述了這個典型的中國家庭的人際關係及其模式變遷。由於這項研究采用的是深入訪談的方法，當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對於費孝通所說的社會學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誨，我始終念念不忘，並且引以為研究的真諦和樂趣之所在。
在這本書的寫作出版過程中，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鄭宏霞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她既是這項研究得以順利完成的研究線索“引導人”，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寫作者。
2001年：《福柯與性》
《福柯與性》是我對福柯《性史》一書的解讀。在所有的學問家中，福柯是我的最愛。他的所說所寫所作所為總能引起我的共鳴。我的解讀，既有對《性史》一書的解讀，也有對福柯這個人的解讀。雖然我自知自己一生永遠不可能達到他的高度，但是像他那樣生活和寫作是我內心秘密的夢想。福柯的名言“人的生活應當成為藝術品”已經成為我生活的指南。
在我的心中，福柯不僅是我學問上的老師，而且是我生活的導師。盡管如此，我對他這個人並沒有仰望的感覺，而是“心有靈犀”、可以麵對麵通過無言的眼神來交流的朋友的感覺。我通過這本書把我內心的一位秘密朋友介紹給大家，暗自希望人們也會像我一樣喜歡他。
2002年：《西方性學名著提要》
這是我主編的一本書，其中將西方所有關於性學的重要論著網羅一空。由於為他人的著作做摘要簡介是一件相當枯燥的事情，我想出一個狡猾的辦法：從來不愛開課的我，那一年為研究生開了一門性社會學的課。而幾十位學生的學期作業就是每人一篇性學名著的提要。我把學生們的作業編輯加工，就編成了這本書。這也是很多學生第一次成為正式出版物的作者，所以學生們都很興奮，寫得不錯，有的人甚至不止是提要，竟寫成了對那本書的讀書筆記。後來，書正式出版了，大家不但在他們的文字下麵署了名，而且得到一點稿費。雖然數目很小，但是研究生為自己的作業得到報酬的事情還是很少發生的，如果不是空前絕後的話。所以大家都很開心，其樂也融融。
2003年：《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一書是我的讀書心得，由台灣專門出教材的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女性主義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但是它也往往是一個邊緣化的話題。在這本書裏，我想告訴人們，女性主義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什麼樣的理論和流派，在主張些什麼；還想告訴人們，我們往往以為中國的男女平等事業已經很不錯了，其實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2004年：《兩性關係》
《兩性關係》一書是依據性別平等問題的經驗調查資料對性別研究領域各類問題的思考寫作而成的一本專著。這本書可以被視為《女性主義》一書的姊妹篇。這兩本書都屬於性別研究領域，但是《女性主義》一書以理論闡述和介紹為主，《兩性關係》一書則是對與兩性關係有關的各個方麵的經驗調查數據的梳理和彙集。
2005年：《你如此需要安慰——關於愛的對話》
這本書是我與同性戀者在網絡上的對話錄，對話對象主要是女同性戀者。她們的故事十分感人，她們的愛情十分真摯。但是她們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會感受到許多的壓抑和困惑。因此，對話涉及她們的生活故事，涉及她們的痛苦和快樂，焦慮和渴望。
2006年：《性別問題》
做了一個小樣本的調查，涉及男女平等問題上的各個方麵。這本書可以被視為此前出版的《性的問題》的姊妹篇。對於不熟悉性別與性這兩個研究領域的人們來說，由於這兩個研究領域有交叉（例如，對女性的性活動的研究就既涉及性別領域，也涉及性領域；對賣淫問題的研究也涉及這兩個研究領域），很多人容易將這兩個研究領域混為一談。其實，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對象、範疇和關注點絕大部分是相互獨立而並不重疊的。
2009年：《社會學精要》
這本書是我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期間撰寫的一部舊作。當時，我剛剛從曆史專業轉到社會學，對與社會學有關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心和熱情。所以這是一部剛剛接觸社會學的人的充滿探索新領域的熱情的試筆之作。對於同樣剛剛涉入社會學領域的人們，這部書對他們了解這門學科的主要人物和名著、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或許會有一些幫助。
2009年：《後村的女人們——農村性別權力關係》
這本書是我退休前出版的最後一本專著，是一個中規中矩的社會學調查。2006年春做調查計劃，2006年10月至2007年夏做田野調查。調查地點選在河北省和山東省交界處的一個小小村莊。選上這個村的原因完全是因為我的關門弟子王水是這個村莊中土生土長的女孩。
王水這個學生很有特色，最早結識她是因為她是《王小波全集》的責任編輯。這個學生完全是一個工作狂，而且自己還寫東西。在博士生麵試的時候，別的學生一般有一兩篇出版物就很不錯了，可是王水抱來了她寫的、譯的和編輯的八九本書，給所有的考官留下深刻印象。這個女孩最不同尋常的是，樸實至極。在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她一反別的農村孩子會盡量回避自己出身的做法，告訴我，她每到農忙而手頭能抽出空閑的時候，就會回到村裏幫助父母幹農活。她現在已經是一位年薪幾十萬的成功白領人士，是全村人教育孩子全都要提起的榜樣，可還是那麼樸實無華。王水幫我在村中訪問了100位婦女，筆記記了厚厚一大本。在調查過程中，如果有人出於某種原因沒說實話，旁邊圍觀的姐們兒會馬上“揭發”：哎，這點你可沒說真話。像這樣調查出來的東西可信度是相當不錯的，而這正是社會調查最難解決和最易遭人詬病的一個問題：這種自述式的資料，其中與事實相符的程度究竟如何。在自述型調查中，人們出於迎合調查意圖、遵從社會評價標準、掩護個人隱私等等各色原因不說實話，這是此類調查所得資料的真實性的最大陷阱。而這項調查，因為王水的緣故，所獲資料應當說是比較貼近真實情況的。為此，我必須向這位學生表達衷心的感謝。
多數的調查結果都是看上去很尋常的，平淡無奇。這是社會學調查的一個特點：它關注的是常態，而不是關注特例或者戲劇性事件。但是，即使如此，這項調查還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發現，比如，在村裏有一個婦女在來客時不可上桌吃飯的習俗，這在男女平等大潮勢不可擋的當代中國，是非常紮眼的一個習俗，它所反映出來的曆史、文化和社會習俗的韻味是相當豐富的。真希望像這樣的發現能夠多一些，可惜多數情況還是大家司空見慣的常態，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果我是這麼不喜歡常態，當初為什麼要選擇做社會學研究呢？我不禁捫心自問。這也許是我學術生涯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性少數派研究的一個原因，同性戀呀，虐戀呀，這些事才能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正像福柯有次說過的那樣，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一個動機。這也是我退休後去寫小說的一個原因：我的心最終還是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受不了枯燥的。我最終不得不遵從我的內心，就像喬布斯所說的那樣。
2010~2013年：寫小說
開始嚐試寫小說。寫作的過程有出乎意料的享受感覺。想起有個朋友，生了個女孩，這孩子很怪，從四五歲起，坐在鋼琴凳上就不下來，父母叫吃飯都不樂意下來。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有點像這個小女孩。雖然很可能不知所終，但是自己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在退休之後的日子裏，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我有14個小時的時間，大好的時間啊。能寫多少東西呀。
讀書和寫作。這就是我今後幾十年的生活。當然還有休閑。
一、我的兄弟姐妹
我們兄弟姐妹一共有四個，我是最小的。雖然我們四個都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妹，但是卻姓了兩個姓，大姐二姐姓爸爸的姓，哥哥和我姓媽媽的姓。這種情況在傳統文化中並不多見，完全出自爸媽的平等地位和平等觀念：他們不僅是夫妻，還是革命戰友和同事。他們的關係是絕對平等的。
大姐陳小林生於1940年，比我整整大一輪，是我家三條龍（爸爸、她和我）中的第二條。她身體不好，很年輕時就得了心髒病，做過心髒手術。原因我猜是生活環境艱苦所致。她一生下來就被寄養在老鄉家，部隊每月為寄養家庭補貼一點小米，這是當時的尋常做法。聽說她寄養的家庭對她不大好，不但不給她吃飽，還把補貼的小米分吃了。大姐因此終身身體瘦弱，一直沒見她胖過。她的心髒病使她失去了很多生活樂趣，比如旅遊什麼的，因為她的身體狀況根本不允許她遠行，就連從她家到我家串門都不可能，所以我們每年隻能見到一次，就是春節的聚會，其他時間隻能打電話，她身體狀況特別不好的時候，就連電話都不能多講，因為說話很費氣，她的心髒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