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
做同性戀研究，線索的獲得是最困難的一件事。因為他們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較小，也因為他們不願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較幸運的。在我的單身研究中，竟碰到了這樣的一個案例。由於單身人在人群中也是少數，所以用隨機抽樣樣本很難找到他們。於是，我在《北京晚報》上登了廣告，征集參加研究的誌願者。在我的單身調查對象當中，有一位30歲上下的男士，在我問到他保持單身的原因時，他一一否認了眾多普通的原因。後來他說，你是國外留學回來的，看上去也不像壞人，我就告訴你我獨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個同性戀。就這樣，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個同性戀個案。後來，他介紹了朋友，朋友的朋友，就這樣越滾越大，最後達到120人的規模。
社會學中有一種調查方法，叫做“滾雪球”的方法，就是這樣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戀研究從社會學研究的方法上看是無可挑剔的。這項研究成果的出版本來是北京出版社約稿的，但是成書之後，他們又說這個問題太過敏感，不敢出版了。我們於是找到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了第一版，書名為《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個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在書出版後，接到大量的電話和信件，有許多同性戀者約談，於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這本書的增補本，篇幅增加了一倍，書名改為《同性戀亞文化》。
稱同性戀者為“他們”本來並無貶義，尤其說“他們的世界”，從中文的字意和韻味聽上去還挺有詩意的。無獨有偶，某年一位女攝影家拍攝了一批同性戀者的形象，準備結集出版，她給她的攝影集也起名為“他們的世界”。我想，中文讀者大多會從“看，他們有自己的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他們的世界”，讀中文的同性戀者們也不會從這個提法聯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覺。
然而，有一位西方的同性戀者對“他們的世界”這一提法卻頗有微詞，他認為，這是把同性戀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稱呼，好像異性戀者才是“我們”，而同性戀者是“他們”（theother）。在這裏，他所理解的“他們”是“他者”和“另類”，不是簡單的“他們”。從中文的文義看，前者有貶低的意味，而後者卻沒有；前者有等級之分（“我們”屬於高的等級，“另類”屬於低的等級），後者卻是平等的（我們和他們沒有高低之分）。他的反應一方麵源於西方人對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麵也來自西方同性戀運動為同性戀者賦權之後所帶來的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以及伴隨而來的對於歧視的過度敏感和警覺。
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這一年我回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隻是不再是馬列所而是社會學所。
離開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歡教書，覺得教書總是要把一套話反複說很多遍，而重複是最不符合我的天性的，我受不了這樣的枯燥事情。此外，還有一個考慮：從學術氣氛的寬鬆和當時具體的人際關係上看，北大是大環境好，小環境不好；社科院是大環境不好，小環境好。所以，我最終還是選擇了後者。從那一年一直做到退休，整整20年。這20年是我生命中研究和出版的活躍期。
1993年：《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
《生育與村落文化》寫於上世紀90年代初。該書以我國南方與北方各一個村莊中所搜集到的資料以及城市中自願不育者的調查為依據，比較了生活在不同生活環境中的人們在生育觀念上的巨大差異，並探討了這種差異的理論意義。
記得一次與香港理工大學的阮新邦教授聊天，他說在我寫的書裏這本最好，其他就不敢恭維了。當時弄得我麵紅耳赤。雖然我自以為對同性戀的研究、對女性的感情與性的研究在價值上和原創性上一點也不弱於這項研究，但是從研究和寫作所下的功夫看，這本書也許真是略勝一籌。
這本書先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一次。在這本書中，有一個特殊之處：在我寫作的過程中，第一讀者王小波有時看著看著感到技癢，就說：來，我給你寫一段。我覺得是當時他發表文章的機會還比較少，對文字的狂熱喜愛又使他按捺不住，所以就有了現在這本書中偶爾會看到他的文字的情況。有明眼人對我說：這裏麵有些段落怎麼像出自王小波之手啊。他們還真說對了。王小波的文字太有特色，即使他隻寫了一小段，人們也能從十幾萬字當中把它摘出來。
有一次我問小波對我的文字的看法，他評價還不低，但是他說，你的文字扔在地上還跳不起來。我想這是個中肯的評價。我的文字的特點用馮唐的話來說是“清通簡要”，沒有廢話，沒有多餘的字。但是缺乏僅僅屬於我自己的獨特風格。這種文字用來寫論文還差強人意，後來寫起小說時就顯得捉襟見肘了。人們都說我的小說寫的有論文味，問題就出在這裏。可是我始終覺得，一個人的文字風格是從靈魂中帶來的，是無論怎麼修煉也修煉不出來的。就像人的長相一樣，無論後天怎麼加工，並不能改變原來的模樣。
1994年：《性社會學》
這是一本譯著。它的原名是《人類性行為》，作者是約翰·蓋格農，是一位著名的性學家，以創立“性腳本理論”聞名於世。當年我在匹茲堡大學讀書時，他的這本書是本科生性社會學課程的教科書。
我之所以翻譯這本書，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趁機熟悉一下性社會學的內容，另一個是想在我當時服務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係開設性社會學課程做課本。結果書翻譯出來了，課卻沒有開成。當時據說係裏把這門課報到學校，可是並沒有批準。由此可見性社會學在當時的中國的困難和邊緣處境。在西方，性社會學早已是顯學，可是在中國，它還是難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稱的北京大學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學校。由此可以了解到當時社會氛圍在涉性研究領域中的保守和壓抑。
1996年：《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
1990年代初，我搞了一個小規模的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的調查，樣本容量為47人，方法是深入訪談，即用一個半結構化的訪談提綱，與調查對象當麵深談。考慮到調查涉及個人情感和性的隱私，麵對麵的深入訪談絕對有必要，也是按照費老關於社會學調查要出故事的思路。定量的問卷調查可以得到總體的概況，但是要想了解詳細情況就非用定性方法不可了。一個有趣的巧合是，在翻閱西方性研究史的時候，看到19世紀末在西方有位性學先驅，一位女性學者，也做了一個小樣本的女性性行為調查，樣本量恰巧也是47人。我看到之後暗暗心驚：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情？
這項調查的結果就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女性的性與愛》。當時賣得並不好。大概因為香港的社會氛圍與大陸有太多不同，性的禁忌相對來說要小得多。這就解釋了在1998年，同一本書在大陸以《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為題出版時引起大熱的原因。這本書的發行量有10萬冊以上，這在學術書中絕對是一個例外。原因有二：一是性在我們的社會中過於受壓抑，有一本書能如此談論性的問題，閱讀它對於人們的壓抑是一個宣泄，對於長期壓抑而造成的無知狀態，這本書是一個對諸多問題的答疑。二是該書的做法恰好采用了社會學中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的方法。如果是同樣的題目，用定量研究就不一定會有如此眾多的讀者。數字會使人感到枯燥，會嚇退許多人，而定性研究不同，它有大量調查對象的口述資料。雖然我很小心地做了處理，將每個人的敘述打散，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小標題之下，使人不能從某一段敘述認出某一個人。但是，真實敘述本身就有它的魅力，加上在許多問題上被調查對象有不同觀點，不同做法，道德標準衝突，就使得這本書相當好看。即使如此，它的暢銷對我來說還是相當意外的。
這本書後來又由不同出版社再版過多次，還由我的韓國學生李英梨翻譯成韓文出版。
1997年：《女性權力的崛起》
《女性權力的崛起》是一本資料集錦性質的書。我把當時我所能找到的女性研究方麵的各種資料收集起來，分門別類做了一個綜述。書的這種寫法在我來說是不常見的——我比較喜歡就一個專題做經驗研究。這本書可以作為女性研究的入門書，省卻了讀者自己去廣泛閱讀和查找與婦女問題有關的研究資料的麻煩。對於廣大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也是了解與婦女有關的各種經驗研究數據和理論論爭的一個捷徑。
1997年4月11日：小波辭世
當時我正在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忽一日接到好友林春電話，說小波出事了。雖然當時沒有人告訴我出的什麼事，就說病了，但是我有了很不好的預感。從接電話開始，一直到登機回國，我的心跳一直很快，心裏發虛，全身像要虛脫一樣。在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沈原說了一句話：小波是個詩人，走得也像詩人。這下我就全明白了。我現在不願回想，那些日子我是怎樣熬過來的。我的生活因為沒有了他，已經徹底改變了。
雖然小波出人意料地、過早地離開了我，但是回憶我們從相識到相愛到永別的20年，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我們曾經擁有幸福，擁有愛，擁有成功，擁有快樂的生活。
記得那一年暑假，我們從匹茲堡出發，經中南部的70號公路駕車橫穿美國，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10天時間才到達西海岸，粗獷壯麗的大峽穀留下了我們的足跡；然後我們又從北部的90號公路返回東部，在黃石公園、“老忠實”噴泉前流連忘返。一路上，我們或者住汽車旅館，或者在營地紮帳篷，飽覽了美國絢麗的自然風光和大城小鎮的生活，感到心曠神怡。
記得那年我們自費去歐洲遊覽，把倫敦的大笨鍾、巴黎鐵塔和盧浮宮、羅馬競技場、比薩斜塔、佛羅倫薩的街頭雕塑、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尼斯的裸體海灘、蒙地卡羅的賭場、威尼斯的水鄉風光一一攝入鏡頭。雖然在意大利碰到小偷，損失慘重，但也沒有降低我們的興致。在桑塔露其亞，我們專門租船下海，就是為了親身體驗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調。
記得我們回國後共同遊覽過的雁蕩山、泰山、北戴河，還有我們常常去散步和作傾心之談的頤和園、玲瓏園、紫竹院、玉淵潭……櫻花盛開的時節，花叢中有我們相依相戀的身影。我們的生活平靜而充實，共處20年，竟從未有過沉悶厭倦的感覺。平常懶得做飯時，就去下小飯館；到了節假日，同親朋好友歡聚暢談，其樂也融融。
生活是多麼的美好，活著是多麼好啊。而小波竟然能夠忍心離去，實在令人痛惜。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們曾經擁有過這一切。
1998年：《虐戀亞文化》
虐戀是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學半年（原定一年，因小波去世而中斷研究提前回國）期間搜集資料的一個主要題目。劍橋大學的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不否認，在資料的搜集過程中，我非常享受。如果我不喜歡這種特別有趣的性活動及其所表達的觀點和審美，我也不會選擇這個題目。我常常感到，所謂性感，所有人類的性感覺，在虐戀中都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它是一般人們的性感覺的誇張的表達，是性感的極致。神經稍微脆弱一點的人會受不了它，精神不夠純粹的人也領略不到其中的妙處。
如今，虐戀在中國已經越來越為人所知。在遍布全國的情趣商店中，虐戀用品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雖然其中有虐戀需要的“行頭”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動要多這一原因，但從虐戀工具的暢銷，還是可以看出人們對它的鍾愛。不同的社會學調查統計結果顯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過虐戀實踐；有10%~49%的人有過虐戀想象。由此可見，即使虐戀的確是少數人的愛好，那也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少數。
後來，我寫了一本虐戀小說，是短篇小說集。我的小說帶有論文味道，因為我在文學上除了欣賞和酷愛之外，沒有什麼抱負。我寧願把這本小說集當作我的虐戀研究的小說形式的圖解來看，說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過小說讓大家知道虐戀是怎麼一回事，喜歡虐戀遊戲的是怎樣一群人。當然，如果人們能從我的虐戀小說中看到一點點美，得到社會學研究知識之外的審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