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國學習時喜歡的課程。在我對社會學研究這條路躍躍欲試時，方法就是我的腳，沒有腳路就沒法走。雖然我的程度隻有中學數學，但是社會統計學的運用不是不可以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小波是正經學過大學數學的人，他告訴我，他佩服的一位數學老師說過，十個學數學的人中隻有一個人能學統計學，而十個學統計學的人中隻有一個人能學懂統計學。可見統計學之難。對於我這個中學程度的統計學學生來說，要想真正學懂統計學，當得李白的一句詩：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的辦法隻有一個，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後，學會使用那些統計軟件，並且學會如何解釋統計軟件做出的結果。
對於我的譯筆，我還是比較有把握的。記得某次開會碰到一位素未謀麵的大學老師，他對我說，這本書譯得真好。我聽了倒並沒有特別沾沾自喜，因為當時譯書的人好多根本不會英文，中文也一塌糊塗，所以別人說我譯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確實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順。比起那些根本沒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連篇的譯文，也許我這樣的就算好的了。因此，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遠遠不能給我帶來什麼成就感。
1988年：回國
1988年，我們麵臨回國與否的抉擇。我們的家庭從1980年結婚時起就一直是個“兩人世界”（我們是自願不育者），所以我們所麵臨的選擇就僅僅是我們兩個人今後生活方式的選擇，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這個選擇並不容易，我們反複討論，權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選擇，免得後悔。當時考慮的幾個主要方麵是：
第一，我是搞社會學研究的，我真正關心和感興趣的是中國社會，研究起來會有更大的樂趣。美國的社會並不能真正引起我的興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熱情就低了許多。小波是寫小說的，要用母語，而脫離開他所要描寫的社會和文化，必定會有一種“拔根”的感覺，對寫作產生難以預料的負麵影響。
第二，我們兩人對物質生活質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較中美的生活質量，美國當然要好得多，但是僅從吃穿住用的質量看，兩邊相差並不太大，最大的遺憾是文化娛樂方麵差別較大。我們在美國有線電視中每晚可以看兩部電影，還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錄像帶，而回國就喪失了這種娛樂。我們隻好自我安慰道：娛樂的誘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雖然是一種強製性的剝奪，也未嚐不是好事。
第三，我們擔心在美國要為生計奔忙，回國這個問題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如果一個人要花精力在生計上，那就不能保證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說，他就不是一個自由人。在中國，我們的相對社會地位會高於在美國，而最可寶貴的是，我們可以自由地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這對於我來說就是搞社會學研究，對於小波來說就是寫小說。除了這兩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難免會為我們帶來異化的感覺。
回國後到小波去世，有9年時間，我們倆從沒有後悔當初的選擇。在這段時間，除了我們倆合著的《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之外，我陸續出版了《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等七八本專著和譯著；小波則經曆了他短暫的生命中最豐盛的創作期，他不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成為唯一一位兩次獲聯合報係中篇小說大獎的大陸作家，而且寫出了大量的雜文隨筆，以他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寫作風格在中國文壇上獨樹一幟。他生前創作的唯一一個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得了阿根廷國際電影節的最佳編劇獎，並成為1997年戛納電影節入圍作品，使小波成為在國際電影節上為中國拿到最佳編劇獎的第一人。
回國後最好的感覺當然還是回家的感覺。在美國，國家是人家的國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樂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層。美國人當老大當慣了，對別的民族和別的國家難免興趣缺缺，我在社會學係當助教的時候，有的美國大學生竟然能夠問出中國大陸麵積大還是台灣麵積大這樣無知的問題。回國後，國家是自己的國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來有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在中國，有些事讓人看了歡欣鼓舞，也有些事讓人看了著急生氣，但是無論是高興還是著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樣切近，沒有了在國外隔靴搔癢的感覺。尤其是小波那些年間在報紙雜誌上寫的文章，有人看了擊節讚賞，有人看了氣急敗壞，這種反應能給一位作者帶來的快樂是難以形容的。
小波是個有大智慧的人。他為之開過專欄的《三聯生活周刊》的負責人朱偉先生說，人們還遠未認識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義。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種傳統寫作中十分罕見的自由度，看了沒有緊張感，反而有一種飛翔的感覺。他的反諷風格實在是大手筆，而且是從骨子裏出來的，同他的個性、生活經曆連在一起，不是別人想學就能學得來的。小波去世後，他開過專欄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讀者來信，對不能再讀到他的文章扼腕歎息。甚至有讀者為最後看他一眼，從廣州專程坐火車趕到北京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看到有這麼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歡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靈應當是快樂的。
1989年：北京大學社會學所
我於1988年獲得博士學位後，隨即回國。因為當時北京大學要設博士後流動站，而找到當年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又願意回國的人的幾率並不是太高，於是他們就找到了我。當時，由於費孝通在北京大學，由他出麵，北京大學才能夠成立當時國內的第一個文科博士後流動站，而我有幸成為它的第一個博士後。雖說我的導師就是費孝通本人，但是，由於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並不能像一般的學生那樣經常接觸到他，隻是他到所裏見研究生時，才得以順便一見。
印象比較深的有兩件事。
有一次，費老到所裏約見研究生時講到，社會學要“出故事”。我當時正越來越偏向於定性研究，所以聽得特別受用。記得他說，人生和社會就是一個大舞台，人們在這舞台上上演悲歡離合、死死生生的活劇，我們社會學就是要講人們的故事，要出故事。我理解費老的意思是說，社會學不應當隻出統計數字，隻搞大規模的定量調查，還要關注活生生的人間戲劇，要搞定性研究，這樣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費老當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朋友帕克的女兒麗莎來中國，費老讓我幫他一個忙：把他的學生沈關寶的一篇博士論文翻譯給她聽。我還記得那篇博士論文中有一個細節，講到“大躍進”的時候，農民為了積肥，要把“牽腳泥”——就是農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來做肥料用。還有一個驚人的情節，就是當時人們積肥，怕人的糞便太生會傷莊稼，漚肥時間又來不及，就讓各家各戶用大鍋把屎煮熟再上到地裏。這個情節實在是太過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譯時，麗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複問了好幾遍，擔心是我翻譯錯了。我當時笑得幾乎岔了氣，回家把這個情節告訴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後來這個細節被他寫進了小說《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經據典，原來出處就在這裏。
我在北大做博士後兩年間，報了婚姻家庭方麵的十個小課題，包括青春期戀愛、婚前性行為規範、擇偶標準、婚外戀、離婚、獨身、自願不育、同性戀等。
婚前性行為規範的調查是使用一個北京市隨機抽樣樣本做的。當時的抽樣方法想起來真是有趣極了。我當時開了一封單位的介紹信，就直接到位於正義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戶籍處去了，提出用他們的北京市居民戶籍卡抽樣的要求。他們接待了我，我猜想這樣的要求在他們來說肯定是第一次，也許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16歲以上公民每人一張的戶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樣的方法抽取的。記得當時這個任務交給了一位年輕的科長負責，他正好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對抽樣方法有些了解。我心裏暗暗慶幸。他還帶我去看了口卡的陳列廳，那是一個碩大的大廳，裏麵擺滿了一排排的口卡櫃，我隨便打開一個抽屜，發現光是叫“王紅”的就有占了大半個抽屜，得有幾百位吧。當時心裏暗想，給孩子起名字可千萬不能起這樣的名字了。用這個隨機抽樣樣本，我做了婚前性行為規範、夫妻關係、家庭暴力的調查。在做婚外戀的調查時，除了采用了這個隨機抽樣的樣本，還輔以少量的深入訪談，用了定量和定性兩種方法。
這些調查最後結集出版，書名為《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還特意請導師費老題寫了書名。可惜由於這本書進入套書，有統一的封麵設計，竟沒有用上。這本論文集於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灣專出教科書的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以《性愛與婚姻》的書名重印，估計是做大學的教輔書出版的。因為書裏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國社會科學論文的標準做法，由前言、文獻綜述、研究假設、研究結果及解釋等幾個部分組成，一絲不苟。雖然看上去像標準的學期論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當時我國一般社會學研究論文尚缺少寫作規範的情況下，可以算是規範化的一點嚐試。後來，有一位東南亞某大學的教授來訪，看到了這本書後對我說：你這本書跟中國其他的學術書寫法不一樣，我猜她指的是別人還是我國社會科學論文的傳統寫法，而我這個做法一看就是從國外社會學那裏直接學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