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決地認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親密的朋友，唯一的遺憾是她不是個小男孩。我跟妖妖說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個女孩。結果是我們認為反正我們是朋友，並且永遠是朋友。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小說我如今已記憶模糊，隻記得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接吻，把嘴唇都吻腫了，這是一個關於兩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熱烈純潔的戀情的故事。我看到小波對這本書的反應之後，心中暗想：這是一個和我心靈相通的人，我和這個人之間早晚會發生點什麼事情。我的這個直覺沒有錯，後來我們倆認識之後，心靈果然十分投契。這就是我把《綠毛水怪》視為我們的媒人的原因。
在小波過世之後，我又重讀這篇小說，當看到妖妖因為在長時間等不到陳輝之後蹈海而死的情節時，禁不住淚流滿麵。
（陳輝站在海邊）大海浩瀚無際，廣大的蔚藍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藍聯合在一起。我看著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著他多大呀，無窮無盡的大；多深哪，我經常假想站在海底，看著頭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銀子一樣。我甚至微微有一點高興：妖妖倒找了一個不錯的藏身之所！我還有一些非分之想，覺得她若有靈魂的話，在海裏一定是幸福的。
我現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樣，他也許在海裏，也許在天上，無論他在哪裏，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也不乏艱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經曆了愛情、創造、親密無間和不計利益得失的夫妻關係，他死後人們對他天才的發現、承認、讚美和驚歎。我對他的感情是無價的，他對我的感情也是無價的。世上沒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們的情感。從《綠毛水怪》開始，他擁有我，我擁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時間，他的愛都隻給了我一個人。我這一生僅僅因為得到了他的愛就足夠了，無論我又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磨難，小波從年輕時代起就給了我的這份至死不渝的愛就是我最好的報酬。我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了。
1978年：國務院研究室
1978年我調入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單位設在中南海裏麵。我對中南海的警衛佩服至極：他們從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證件了，全憑目測。每天進出那裏的人那麼多，他們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我猜不出，隻有佩服的份。
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容易使人產生使命感，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邊。其實，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誇大。我們所做的隻是權力的喉舌，是權力之手握著的筆，我們與權力的關係跟普通百姓沒有區別。
當時我從王小波那裏第一次聽到“伴君如伴虎”這句話。由於缺少閱曆，我原來根本不明白這個道理。能到這樣的單位去工作，心裏有的隻是自豪感和責任感，甚至是一種曆史感，並不明白政治的險惡。而他們家是深受政治鬥爭之苦的，所以知道其中的利害。我隻在那裏呆了一年，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馬列所，我就離開了這個單位，心裏並無遺憾。
在這個單位工作時，我與好友林春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製》。這篇文章在《中國青年》首發，然後被全國各大報紙轉載，《人民日報》的轉載還專門加了編者按，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文章，也許應當算是我的“成名作”吧。因為正是從那篇文章開始，我的名字進入了公眾視野。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評選活動中，我被評為改革人物，就是因為有人還記得當年的這篇文章，當然，跟我這30年間的所作所為也有關係。現在想來，並不是那篇文章有什麼特別深奧傑出之處，而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正好需要民主和法製這兩個東西。我們隻不過是時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這就應了福柯所說的“作者消亡”的觀點，他認為作者是誰沒有什麼重要性，一種話語的流行隻是某個時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這個作者說出來，也會由別的作者說出來。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
在1979年，中國社會學複興，源頭是費孝通發起舉辦的一個社會學夏季講習班。這個班的參加者認為，這個講習班在中國社會學複興中的意義類似於黃埔一期對於中國軍隊的意義。自1954年院校調整將社會學取消以來，這是在中國恢複社會學的先聲。
除了跟其他幾十位學員共享的意義之外，這個講習班對於我來說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我在這個講習班上結識了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係的主任霍茲納，並隨後在他的幫助下進入他的學校學習社會學，最終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別獲得社會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走上了社會學研究的道路。
當時著手翻譯我的第一本譯著《現代社會學入門》。這是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正符合我當時的愛好。這是一本日文書，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翻譯的。當時，我上了一個日文的短期訓練班，該班隻教筆譯，不教口譯，是個速成班。記得那個訓練班遠在懷柔，我當時正與王小波熱戀，以致不得不魚雁傳書，互訴相思之苦。唯一的好處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書信，在小波百年之後還能使我重溫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國留學之前，這本書就翻譯好了，可是由於種種原因，直到我歸國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點日文基礎，翻譯這本書隻能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這本書更多的意義是使我對社會學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
自從上了這個社會學講習班，我就在心裏埋葬了我所不喜歡的曆史學。原因很簡單：在我心中，曆史永遠是一些年表一樣的東西，從來沒有活起來，沒有生命，所以我不喜歡它。我最終放棄了曆史，走向社會學。
1980年：結婚
經過兩年的熱戀，我們結婚了。當時，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許結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於工作年頭長，他是帶薪大學生，有工作單位可以開出結婚證明書來，這就和單純的以學校為單位的學生不同了。
我們鑽了這個空子。記得怕人家深問橫生枝節，我們登記時找的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她當時正好在街道辦事處工作，負責結婚登記。她打個馬虎眼，我們也就蒙混過關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個年頭，根本不興搞什麼婚禮，隻是兩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飯，兩家一共去了10個人，兄弟姐妹都沒去全，也沒有什麼儀式，就像親戚聚會吃飯一樣的普普通通的一頓飯。後來我聽爸爸說，他們家給了500塊錢，我心裏暗暗納悶，為什麼？為什麼是他們家給錢，不是我們家給錢？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學了社會學，我才悟到，這錢的性質是彩禮啊。
1982年：美國匹茲堡大學
1982年我整30歲。俗話說：三十不學藝。可我偏偏在那一年離開我喜歡的工作、新婚燕爾的丈夫、生我養我的中國，遠渡重洋去讀書。大洋彼岸的那個陌生的國度在我心中有一點點神秘、一點點新奇、一點點可怕。一切要靠自己硬著頭皮去闖。好在我們這一代人早已習慣了遠離父母、遠離親人，一個人孤零零地去闖天下的生活。
記得寫入學申請時，曾請一位在京的美國朋友為我當時半生不熟的英文潤潤色。我解釋自己出國留學動機的一句話令她大惑不解。我寫的是：我想去留學，就是想了解一般人對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樣的。她不明白這怎麼能成為一個動機。她太不了解我的成長環境，太不了解當時的中國，太不了解剛剛成為過去的那一段曆史了。
剛剛結束的那場政治運動以及我的青少年時代，對於一個正在摸索人生道路的孩子來說，是多麼讓人困惑嗬。周圍的氣氛充滿狂熱、荒謬、扭曲、變態、粗暴、冷漠、無知和殘忍，幾乎每個人都處於半瘋狀態，正常的理智無處可尋。記得小波常引用的一句不知出處的話是：人生在世隻有兩個選擇，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惡棍。在那個時代，清醒和善良是多麼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學，的確有這樣的想法，想恢複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個正常社會中生活的正常的人們是怎樣想事情和做事情的。這種想法，一個來自那個世界的人怎麼能理解呢？
飛機在舊金山（也許是紐約？我記不清楚了）降落，等候轉機，我不知道等候著我的是什麼樣的生活，這倒有點像1969年那輛破舊的卡車把我們卸在荒涼的烏蘭布和大沙漠時的感覺。記得北京火車站載滿知青的火車剛一啟動，火車上哭聲一片，我沒有哭，心裏充滿憧憬。後來有些人回憶知青生活有一句套話：看到那荒涼的大沙漠，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我沒有。我隻是感到，這是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未來的生活無論是怎樣的，它都將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生命。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樂的、色彩斑斕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鬱悶的、委瑣的。
據說美國每人平均耗費的熱能是中國人的30倍，換句話說，他們的平均物質生活水平是我們的30倍。但是，我並不太看重這個——他們每天吃的東西不可能是我們的30倍，他們的床也不可能比我們的大30倍——人的物質需求相差不大，滿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給對我來說沒有意義。更有意義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虛構之美——音樂、美術、戲劇以至優雅的生活。
深夜的機場有一種輕輕柔柔的背景音樂，這在我前30年的經曆中是從未遇到過的，帶點異國情調，給剛剛離鄉一日的我帶來一絲淡淡的鄉愁。等待著我的將是什麼樣的生活呢？
1987年：出版《社會研究方法》
《社會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譯著，是我在美國讀書時本科生的社會學方法教科書。我翻譯的這本書出版時被收入當時很有名的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當時的圖書出版業正盛行各種各樣的叢書，大多都是西方各個主要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