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看法，是頗有見地的。我們研究宋代文化，在檢討這個問題，亦應作實事求是地分析，還其本來的麵目。可以說，不是“重文”導致“積弱”，而是“重文”(推行文官政治)使趙宋王朝得以維持三百二十年的統治，造就了宋代文化的繁榮。其二，關於理學萌發於唐後期而至宋勃興的新儒學——宋學及其後派生的理學，是從經學側麵演進而來，為漢學的對立物，是儒家的新學問。它是宋儒特盛之學，是兩宋學術思想的主體，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然而對理學的研究，以往論者的觀點有兩個方麵似有重新認識之必要：第一，把理學等同於宋學，又把理學說成從一開始就是占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這不符合曆史實際。理學是從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不應該把兩者等同起來。按照鄧廣銘教授的論證，“理學之形成為一個學術流派，並在當時的部分學士大夫中間形成一種言必談修養、說性命的風氣，乃是在宋高宗在位的晚年和宋孝宗即位初期的事，應當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在北宋後期，盡管有張載、二程等人的出現，盡管他們也都收徒講學，但僅是他們各自的一家之學，常與諸家學說互相辯難。如蘇軾就批評程頤“迂闊”，形成所謂“洛蜀之爭”。程頤本人曾被編管，在北宋末年，程頤之學且遭禁止，所以不能說二程之學在北宋起過什麼支配作用。在南宋，以集理學之大成者朱熹來說，在他生前，與他立異者亦大有人在，諸如陸九淵、陳亮等人言論所及，直指朱熹的學說，陳亮對朱熹的批評尤為激烈。至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朱熹之學還被視為“偽學”，加以嚴禁。朱熹的學說逐漸取得官學地位是宋理宗以後的事。從嚴格意義上說，程朱理學在兩宋時期都不是占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程朱理學為封建帝王所利用，使它在思想界占有統治地位是從元朝開始，而盛於明、清時期。第二，以往對理學的評述，多半從加強思想控製作批判，甚至把它當作“反麵教材”。眾所周知，理學是一種新儒學，在儒學發展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大進步。它的產生，在宋代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它融合儒、道、佛思想，闡發性理，發展儒家“內聖外王”之學，強調道德至善的自律精神，促進理性主義思想之發展。
這在當時和後世，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對理學應當作曆史的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而不該對它簡單否定，事實上也否定不了。如上所述，理學在兩宋時期並未定於一尊，不能控製人們的思想。宋代在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權，在思想文化方麵卻有相對自由的百家爭鳴的學術風氣，這恐怕是否定不了的。理學被利用來禁錮人們的思想，是元、明、清時期的事。當時的統治者利用宋儒理學的教條以束縛世人的思想，實行愚民政策，搞文化專製。所以，清代思想家戴震等人激烈批評理學家“以理殺人”，這是有所特指的，我們不能據此而否定宋代理學。理學的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也並不是專門用來禁錮勞動人民思想，對付農民起義的。“存天理，滅人欲”，從本體論的高度強調道德修養的極端重要性，這是有其合理的思想內核的，要具體剖析，不宜一概抹殺。
當然，並非說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沒有負麵作用。第三，關於理學、道學的名稱問題，學者仍有不同見解，故有說明之必要。其一，這裏講的理學即道學。道學這個名稱，是宋朝本來就有的，並不是修《宋史》立《道學傳》的元人妄造的。其實可證之資料尚多。馮先生之說為是。其二，據考證，道學一詞最早見於北宋學者王開祖，比程頤早三十多年。《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列王開祖為“安定同調”，開祖本傳謂“先生見道最早，……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可以佐證。其三，道學、理學這兩個名稱，自清朝以來，已相互通用。理學這名稱出現較遲，南宋《陸九淵集》和張的《南軒文集》都有理學一詞，其他南宋文集也有。
這裏講的道學、理學是指宋學派生出的一個學派。二、關於考察宋代文化的新角度討論一個國家的強弱要分析其綜合國力，考察文化的興衰則要從總體上去衡量。華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說，即是從總體衡量得出的結論。而如何從總體上去衡量，則需要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進行觀察和研究。對此，鄧廣銘教授有一個精辟的論述。鄧先生說：“宋代文化發展所達到的高度，在從十世紀後半期到十三世紀中葉這一曆史時期內，是居於全世界的領先地位的，為求能夠全麵地、正確地、深入地、透徹地予以剖析、說明，並作出公正的評價，這就需要運用多種視角、多種尺度、多種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來進行研究，進行觀察，進行探索，進行衡量，才庶幾可以做到。”站在這個高度上看，本書各章節所涉，與這個要求相距甚遠，不過鑒於以往在這方麵研究的現狀，我們想著重從以下幾個不同角度、不同側麵來觀察宋文化的發展，尋求其脈絡和梗概。其一，從社會生活的橫斷麵觀察宋代社會的文化風貌研究兩宋文化，和研究整個中國文化一樣，首先碰到的是文化的定義如何。這個問題有六十多種，或稱一百多種說法，眾說紛紜，難下定論。我們不讚成在定義上作許多詮釋、在定義上兜圈子。一般說來，“凡人類所創造的一切，都屬於文化。
所有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成果都是文化的內容”張岱年：《影響中國的100種文化·序》，第1頁。。具體而言，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文化指人類社會曆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總和；狹義文化專指精神文化，即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典章製度、社會組織、學術思想，等等。其實，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的文化，在其發展的曆史長河中，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總是彼此關聯、互有交叉、互相促進或影響，不能截然分離的。所以，我們研究文化史不能從定義出發，而應以曆史的實際為依據。同時，以往對宋代文化的研究，宏觀方麵的論說較多，從哲學思想、尤其從理學方麵論述更多，甚至使人有種錯覺，似乎哲學思想史等同於文化史，不免有偏頗之嫌。要對宋代文化進行新觀察，理當改變這種偏頗的觀點和方法。我們認為，宋代社會的巨大變遷——時代的洪流，是宋代文化的“活水源頭”之一。而社會的變遷、新麵貌的表現在各個方麵，首先是物質生產的發展和階級關係的變化，以及與其相適應的風俗習慣的變革。所以，我們從衣、食、住、行及其綜合體社會生活入手，以小見大，以變化看發展來觀察宋代的文化風貌；從風俗民情，從社會底層來挖掘宋文化的寶藏。其二，從注重典章製度的比較研究以反映宋代文化的特色宋代文化普遍繁榮，在廣泛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全麵創新，富有宋代的特色。就典章製度而言，尤為突出。以往有一種誤解，所謂宋代“製度不立，政策不定”。甚至誤謂宋人隻講理學，偏於迂腐鄙樸，不重視文物製度。這顯係毫無依據的說法，是一種偏見。
趙宋王朝立國伊始，為其鞏固政權的需要，就在沿用唐製方麵作了許多改革和創新，從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很有係統的典章製度，諸如官製、兵製、禮製(包括宗法、家族製度)、監察、法製、財政、科舉、典籍等製度。這些製度(包括與此相關的一些名物製度)，雖多半從前代嬗蛻而來，但亦有許多創新，有些是宋的發明，或始行於宋，很有趙宋的特色。運用曆史比較研究的方法，就其主要的一些典章製度同宋以前各代主要是唐代作比較，進行縱切麵剖析，綜合研究其演進，上溯下聯，以見其特色和影響，這應當是很有必要，很有意義的。這正是迄今所見的關於兩宋文化史論著中闕如之處，本書擬作補缺的嚐試。其三，從科學技術的發展考察宋代文化的新水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直接影響著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社會生活；科學技術又與哲學、文學、史學、音樂、藝術等領域有著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所以它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交叉點，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化水平。宋代的科學技術在前代基礎上有很多新的突破、新的創造。除對我國古代四大發明有新的進展和實際運用外，在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建築等科技領域，都有輝煌的成就。宋代知識分子對自然科學技術各個領域的研究和貢獻是很突出的。以往論者或以為宋儒所討論的無非是性命道德之學，與自然科學技術無關。這是很大的誤解。例如，燕肅就是“以創物大智聞天下”，精於天文、機械、曆象諸學的專家。
蘇頌“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身為宰相，同時又是一位富有創造發明的科學家。除各類科技專家和能工巧匠的眾多科技發明外，一些文學、哲學等方麵的學者對科技有關領域亦多所涉及。文壇領袖人物歐陽修所寫的名著《易童子問》，既是疑古創新之作，又包含了對天文、地理等很多自然現象的探索和研究。哲學家邵雍被人誤認為是不懂科學的“老古董”。其實，邵雍是宋儒中對自然科學研究用力最勤的學者之一，所撰《觀物內篇》(《觀物外篇》為其弟子記述)，就是對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觀察的記錄。他發現和闡發的理論，有的與近代科學相接近，當然也有其謬誤，但應分析，不能一概否定。再如，沈括的《夢溪筆談》，記錄了沈括本人和其他知名或不知名人士，在天文、數學、曆法、氣象、地質、地理、礦物、機械、冶金、印刷、醫藥、水利、指南針等多方麵的新發現、新創造。
又，理學大師朱熹的著作中，關於探討自然科學方麵的問題亦所涉甚廣，且有卓越的見解。理學家如朱熹等人，並不是不要科學技術的“迂儒”。宋代學者無論在朝在野，對自然現象的觀測與研究，對自然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視和他們取得的成就，有許多方麵是遠超前人的。宋代學者從對現實世界的研究，延伸到致力於探索宇宙真相的各種問題。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是光彩奪目的，宋代成為中國科學文化發展的黃金時代，絕不是偶然的。古人探討的問題，有的已被現代科學所證實，為我們所認識；有的也許還沒被人們所認識、所理解，但這不等於宋儒不懂科學。至於後來理學空談性命道德之學，走向反麵，不務實學，影響對科學技術的研究，這個負麵作用另當別論。
由此可見，從科學技術的發展去考察宋代文化的新水平，應是我們對宋文化進行新觀察的重要方麵。其四，民族地區間的文化融合與交流，發達的海外貿易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考察宋代文化繁榮的兩個重要方麵，是廣角鏡首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文明古國，中國文化也是多民族的、豐富多彩的，是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融合和交流中共同創造的。宋代文化更是這樣。我們研究宋史，更確切地講，應是包括遼、宋、夏、金史，亦即十世紀至十三世紀的中國史。研究宋代文化，理所當然地應包括宋與遼、夏、金以及宋與周邊各少數民族和邊疆地區之間的文化融合與交流。宋與遼、夏、金曆史上有鬥爭，更有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互相促進，這從文字記載和考古發現的文物，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要真正深入研究宋代文化，這是必須挖掘和闡揚的重要方麵。從這個角度觀察宋文化，會有新的發現和進展。其次，中國文化絕不是所謂“封閉型”的停滯的變化，而是開放型的不斷演變的文化。它具有善於吸收外來優秀文化和對外傳播自己文化的特征。就宋代文化而言，隨著宋朝海外貿易的發展，它既是能“兼容並蓄”地吸收、消化外來文化，又是能廣被世界、引導世界的，在當時和後世影響深遠。例如，宋與高麗、日本、交趾(越南)等漢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宋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的文化交流，都充分說明宋文化在當時既占有全世界的領先地位，它本身又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相互補充、促進的結晶。
從這個角度觀察、透視宋代文化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的。三、關於本書的基本框架基於上述對宋代文化的新認識，本書的基本思路和章節安排即以此為重點。本書原有十六章，這次再版增加三章，共十九章，各章篇目，已見目錄，此不重複。除第一章(代緒論)外，各章內容分為五個組，第二、三、四、五章為一個組，主要闡述一個中心，即上述第一個角度，從衣食住行等社會生活入手揭示宋代社會的文化風貌，由文體娛樂反映社會經濟變遷帶來的文化動態。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為一個組，側重闡述幾個主要典章製度，即上述第二個角度，反映宋代文化的特色。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為一個組，主要闡述哲學、宗教、史地、文學、藝術等精神文化的普遍繁榮及其特有風格。第十七章，獨立為一個組，即上述第三個角度，從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度考察宋代文化的新創造、新水平。第十八章為一組，以宋與高麗、日本的交往為例，反映上述第四個角度，即發達的海外貿易與中外文化交流對宋文化的影響，反映宋文化與海外文化交流的特色。各章節的字數大致上有個平衡，但以內容敘述之需要，可多可少，不求一律。
至於民族的地區間的文化融合與交流，仍暫闕如(留待本書另出一個詳本時列入)。全書框架結構和有關章節的內容，亦還有不少漏略，有待今後進一步探討、修訂和充實。我們設想力求把本書寫成一部立意新穎、資料翔實、史論結合、自成體係、較能反映兩宋文化特色的專著。希望在總體上能比較清晰地反映宋代文化承上啟下，繼承先前文化的遺留，開啟後世文化的新篇章，創造中國文化史上宋文化的新紀元，這樣一個基本輪廓。但這僅僅是一種主觀願望，淺陋如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作隻是嚐試而已，謬誤必多，假如能起“拋磚之引”便是萬幸了。尚祈海內外專家，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