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即位，賜兗州學田，雖給地方學校以經濟上的輔助，但大規模興辦州縣學，要從“慶曆新政”才開始。在慶曆之前，地方官興學的，晏殊算是最早的一位。範仲淹在天聖五年(1027)就曾應晏殊之聘在半官方的應天府書院任教過。天聖八年(1030)，範仲淹在著名的《上時相議製舉書》中，強調教育的重要性。範仲淹認為，人才的養成，必須通過學校教育來進行，學校教育又要以六經之道來灌輸青少年。他的這種“宗經勸學”的教育思想，完全植根於儒家的教育原理，並有所創發。十四年後(慶曆四年，1044)，範仲淹提出“精貢舉”、“興學校”，就是把科舉考試與學校教育聯係起來考察，作為這個新政策的立足點。而這種主張亦為趙宋最高統治者所接受。因為從根本上說，它要達到的目的，與宋祖以來奉行的基本國策是一致的。仁宗慶曆四年(1044)、神宗熙寧四年(1071)、徽宗崇寧元年(1102)，這三次大規模興學運動所力圖解決的中心問題，即是改革科舉考試與興學育才相結合。所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奧，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才”。
“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則風俗醇。故教養人材，為治世之急務。”說的都是這個問題。這在宋代的科舉與教育史上，均為重要的轉折點。經過北宋這三次興學運動，慶曆時在中央正式建立太學，政府撥給土地、房緡作為教育經費，任命學官教授，改良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如聘請名師胡瑗主持太學，取胡瑗在湖州實行的以經義、治事並重的教授法，整頓太學，並形成製度。科舉考試實行先策論後詩賦。熙寧時太學實行外、內、上三舍法。崇寧時，改外舍為“辟雍”。崇寧三年(1104)，廢科舉中各州發解(鄉試)和禮部試(省試)法《宋會要》選舉4之3-4，崇儒2之10。，“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這些措施，後來雖沒有成功，宣和三年(1121)又全麵恢複科舉取士，但此後太學的三舍考選法和朝廷的三級科舉製(解試、省試和殿試)同時實行，互為補充。太學既是全國最高學府，又是全國士庶子弟獲得殿試資格的主要途徑。中央政府所辦學校，除太學、國子學、廣文館、四門學、宗學外，還有律學、醫學、武學、算學、書學、畫學等專科學校。至於州縣之學，自仁宗開始，各府、州、軍、縣都陸續建學，尤其是慶曆興學之後，州縣各類學校遍天下，北宋末年蔡京推行的“州縣三舍法”雖是不成功的嚐試，但卻為此後士人參加禮部省試增辟了途徑。據記載，崇寧三年(1104)，全國學生多達二十一萬多人，經費三百四十萬緡，糧米五十五萬餘石。黃以周等：《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簡稱《長編拾補》)卷24，崇寧三年十一月條下注引。南宋時期，官學雖無“中興”，但官學各類學校也還維持，尤其是書院等民間學校或半官方學校更是興盛。總之，有宋一代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各地州縣，普遍重視教育，各類學校眾多，有一套比較完整的辦學製度。這與宋文化的發展關係極大。三、收編典籍提倡讀書圖籍之豐備與否，關係到知識的積累和傳播。宋初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藏書僅一萬三千餘卷。然自太祖、太宗開始，即注意搜求遺書，使國家藏書不斷增長。乾德元年(963)平荊南，盡收高氏圖籍以實三館。三年(965)滅蜀，又派孫逢吉去成都收取後蜀法物圖籍，得一萬三千卷送三館。四年(966)詔求亡書，得獻書一千二百二十八卷。開寶九年(976)平江南，派呂龜祥收金陵圖籍二萬餘卷送史館。《文獻通考》卷174《經籍考一》。太宗即位，更重視於圖籍的收編和保藏。他說：
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
還把訪求圖書典籍，視為國家“致治之先，無以加此”。太平興國初年，太宗親自察看三館房屋，下令擴建，別建新館崇文院。太平興國三年(978)，崇文院建成，三館藏書正副本八萬多卷。太平興國九年(984)，詔“令三館所有書籍，以《開元四部書目》比較，據見缺者，特行搜訪。……若臣僚之家，有三館缺書，許詣官進納。及三百卷已上者，與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據卷秩優給金帛，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淳化三年(992)，在崇文院中堂新建秘閣，收藏珍貴圖籍和文物。此後曆朝宋帝，對書籍的搜集和整理，也十分用心。真宗鹹平四年(1001)，決定館閣所缺書籍，每卷給千緡，三百卷以上者，量材錄用。《宋大詔令集》卷158《訪遺書詔》，第596頁。仁宗慶曆元年(1041)，王堯臣、歐陽修等人修成《崇文總目》，著錄圖書三萬零六百六十九卷(不包括副本)。嘉岉五年(1060)，又下詔搜求遺書，凡館閣所缺書，每卷支絹一匹，五百卷以上者賞官，“開購賞之科，廣獻書之路”。元豐改製，崇文院隸屬秘書省。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對圖書搜訪仍舊不輟。徽宗政和七年(1117)，累年收集圖籍已超過《崇文總目》，孫覿等重定編成《秘書總目》，收藏甚豐。可惜，欽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開封，北宋曆朝所收圖籍毀於一旦。
高宗南渡，定都臨安後，下訪書詔，又趕忙搜集亡書。指出：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能獻書者，給賞補官。孝宗淳熙五年(1178)，陳等編《中興館閣書目》，收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雖比《崇文總目》多出萬餘卷，實多新出之書，舊籍亡佚甚多。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張攀等修成《中興館閣續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還不包括其他機關藏書和各路刻版沒有來得及進獻的圖書。南宋時期，由於刻書事業很發達，當代著述多，故藏書比北宋尤豐。《宋史·藝文誌》著錄圖書九千九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宋以前任何一個朝代。宋代三館一閣不僅藏書，而且儲才。館閣學士以及在館閣的其他人員，待遇優厚，地位清高，是政府選拔高級官員的對象。“治平、熙寧之間，公卿侍從，莫不由此途出。”程俱：《麟台故事》卷3《選任》。其實，宰相出身於館職者亦不少，如所謂昭文相、集賢相等是，足見最高統治者對此之重視。
館閣除藏書、儲才外，自宋太祖開始，還十分重視整理和編印書籍文獻。開寶四年(971)，太祖派人到成都去雕刻《大藏經》，到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完成，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雕版達十三萬片之多。這就是世界最早的著名藏經《開寶藏》。太宗時期，下令編撰《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各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真宗時，又編撰《冊府元龜》一千卷。是為北宋著名的四大書。此外，太宗還恢複早已中斷的佛經翻譯工作，雍熙元年(984)又刊印新譯經論，親撰《新譯三藏聖教序》，以冠經省。對道藏，自太宗始，就派人收集、校正。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詔張君房專修道藏，到天禧三年(1019)編成《大宋天宮寶藏》。其後，又經多次修校，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道藏增至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名為《政和萬壽道藏》。這是道書全藏的最早刊板，以後金、元各藏，均以此為藍本。對醫書，太祖時，編有《開寶重定本草》二十卷；太宗時，有《神醫普救方》一千卷，後又簡化為《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仁宗時，更是大校、大編醫書，頒行中較實用的，如《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簡要濟眾方》五卷，徽宗還親撰《聖濟經》十卷，作為醫科學校教科書。至於儒家經典的校勘和刻印，自太宗以下曆朝宋帝都很關注，所涉經、史、子、集等書，均加詳校、刻印廣布。
各朝日曆、實錄、國史等官修史書和某些大臣的巨著(如《資治通鑒》等)，宋朝最高統治者也都是十分重視，委派著名學者參與編撰，給予經費支持和諸多方便，以至禦製序文，多所獎勵。自宋祖以來，曆朝皇帝不僅訪書、藏書、編書和刻書，而且帶頭讀書，提倡讀書。太祖在後周任將領時，就很重視讀書學習，以求“廣聞見，增智慮”，“雖在軍事，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太祖即位，常鼓勵武將和大臣讀書。他說：“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曾勸他多讀書，“普遂手不釋卷”。太祖還說：“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在太祖倡導下，文武大臣讀書成風，如武將黨進不識字，也要顯示自己讀過書。一次朝班，黨進喊道：“臣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他道：“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黨進說：“我嚐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太宗更愛讀書，他說：“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代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當《太平總類》(後改《太平禦覽》)修成，日進三卷，太宗親覽，並說：“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勞耳。”
太宗以後，趙宋諸帝如仁宗、神宗、高宗等，也都很重視讀書，以資治世之鑒。正是這樣，宋代君臣多以讀書為榮，蔚然成風。以上所述，是宋政府“重文”的基本國策的主要體現，反映了宋代的特色。以上宋王朝所有這些舉措，對宋代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是強有力的推動。因為，文化建設主要是靠人才、靠士人來完成。如果當時政府對士人采取防範、壓抑甚至迫害的政策，將士人視為異己分子，士人終日惶惶然救過不暇，他們如何能發揮聰明才智，從事各種文化事業的活動呢?綜觀趙宋最高統治者的基本國策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條，就是寬容精神。因寬容而有學術的自由，這對宋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至關重要。同時，如果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社會風氣，“活水源頭”便會橫遭截流而枯竭，豐富的文化遺產也會被破壞殆盡，何來談文化的創新發展!宋初經過太祖、太宗、真宗和仁宗前期的整頓和奠基之後，在仁宗慶曆時期出現宋文化的鼎盛，就是很好的驗證。第三節考察宋代文化的新認識如上所述，自中唐以降，為我國中世紀變化最大的時期。前此猶多古風，後則別成一種社會。從文化上看，大則如政治、文教之種種變革，細則如女子之纏足，貴族之高坐，亦可以見體質風俗的不同。而雕版印刷術的發展，科舉製的改革，尤於文化大有關係。近代著名學者嚴複寫道：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嚴複：《致熊純如信》，《學衡》雜誌第13期。
這就是說，宋代文化是中國文化史上承上啟下的新起點，非常值得研究。20世紀初以來，不少前輩學者和當代學人開始對它進行研究，力圖窺探其深藏的奧秘，作出了各自的有益的貢獻。然而，或由於如眾所知客觀政治氣候的影響，或囿於觀點和方法，或受製於研究方向，對宋代文化的科學研究不僅起步較晚，而且不夠展開，某些領域有待深入探索和發掘，有些問題還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一、關於幾個問題的新見解其一，關於所謂“重文輕武”趙宋最高統治者重用知識分子，推行文治，對於宋文化的繁榮昌盛著實起了重要作用。而曆來論者多半把這概括為“重文輕武”，有的甚至說“重文”是導致“積弱”的原因。其實不然。如眾所知，宋太祖趙匡胤是後周的大將，以武力輕取政權，深知武事的要害，從而極端重視軍隊。宋人所說“國倚兵而立”，正反映宋王朝之“重武”。太祖、太宗“重文”，從根本上說正是“重武”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太宗說：“……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他們禮遇文人，科舉取士，目的是要為宋廷所用，司馬光把它稱之為“興文教，抑武事”。
這絕不是輕武之舉，而是用文士去駕馭武將，以加強中央集權統一。所以，太祖、太宗所推行和奠定的“文治”，其實質是吸引文人參政，抑製武人跋扈，擴大統治基礎。這是趙宋進行統一整治措施中的一大發明，是太祖、太宗的高明之處。就宋王朝而言，“文治”和“武事”在其鞏固政權的天平上是並重的一對砝碼，無所謂“重文輕武”。至於這一政策推行中的弊病，以及這對砝碼本身存在固有的和其後演變而來的矛盾與弊端，在宋初太祖時人們於高呼“萬歲”聲中，或弊端未露，或根本不當一回事。自太宗以後，積弊漸多，到北宋中期仁宗朝，許多誌士賢臣針對存在的弊病曾提出改革方案，且有“慶曆新政”和“熙豐變法”的實際行動，終因宋帝奉守“祖宗成法”，群臣引為“故事”，各既得利益集團抓到手的權益不放，或因循守舊，或改革不當，主觀武斷，一意孤行，以致苟且廢弛，積重難返，遂使本來軍隊和官僚機器(即“文治”和“武事”)這兩大砝碼，蛻變成冗兵冗官兩大包袱，以至於後來無可奈何地破敗了!這有多種因素，另當別論，要具體分析，不能簡單說是“重文輕武”的結果。《宋史·藝文誌》總序寫道：
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