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上承漢唐，下啟明清，是一個劃時代的坐標點。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領先地位。正如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璀璨的宋文化乃我中古文化的黃金時代，無論是經濟、生產、衣、食、住、行、風俗、民情，還是政治、道德、學術、文藝、科技、典籍、宗教等眾多方麵，都有其獨特的成就。如果說唐朝是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宋代則主要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影響深遠。第一節宋代文化的“活水源頭”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簡稱《朱文公文集》)，卷2《觀書有感二首》其一。
從宋文化總體衡量上言，華夏文化造極於趙宋之說，已為學術界所共識。但從追尋宋文化之所以繁榮昌盛的原因上說，學者們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看法，值得進一步探索研究。我們認為，造就宋文化興盛的“活水源頭”在以下兩大方麵。一、宋代社會的深刻變遷——時代的洪流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經曆了一場經濟和政治的大變動。自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起，唐王朝由盛轉衰，藩鎮割據愈演愈烈，戰亂不已。從朱溫滅唐建梁(907)至趙匡胤建宋代周(960)，凡五十三年，為五代十國時期。在此期間中原地區先後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王朝，像走馬燈似的更替著。與此同時，在南方和河東地區，先後存在過吳越等十個割據政權，即“十國”。在北方，還有契丹貴族建立的遼朝。五代十國的統治者，憑借武力，割據一方，各自為政。“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天下亂離，整個國家像“豆分瓜剖”，橫遭踐踏，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社會凋殘，民生疲憊，人心望治，希望統一。
所以，五代十國時期，雖是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延續和擴大，同時也是中國由分裂趨向統一的過渡階段。宋興統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經過唐末五代以來的戰亂和動蕩，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遷。經濟上，隨著中國封建經濟的重心南移，同步演進的是南方人口日趨繁衍；政治上，魏晉時形成的士族門閥製度逐步由衰落走向消逝，庶族地主勢力日趨上升，南方人才崛起，並由此形成新的官僚政治。趙宋立國之初，麵臨著一係列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其中，最重要、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兩大主題：一是進行統一中國的鬥爭，消滅地方割據勢力；二是加強中央集權，堵塞驕兵悍將擁兵自立、改朝換代的老路，維護國家集權統一。宋初最高統治者將兵權、政權、財權集於中央，各路監司、各州的長官，大多重用文人，並以文人掌兵權，根除藩鎮跋扈之禍。
在加強統一的同時，實行輕徭薄賦，招徠流亡，獎勵生產，懲治貪官，“不抑兼並”，“不立田製”等政策，這就促使生產發展，社會穩定，民得安居，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和市鎮、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同時，宋初統治者又提倡文教，複興儒學，扭轉五代頹風，激勵士大夫的忠義氣節，養好士風。這些舉措，促進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地主階級與中央政權、地主階級內部以及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關係的變化，出現新的土地占有製度和租佃製度，形成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又以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為政治的和精神的基礎，從而引起整個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各種典章製度乃至風俗習慣都出現了深刻的變化。所有這些變化和發展，互相作用，又互相製約，猶如百川彙海，成為一股時代的洪流，這正是豐富多彩的宋文化的“活水源頭”之一。
二、曆史的積累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巨流之彙合宋文化的普遍繁榮，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在廣泛繼承、總結並發展前代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是中國傳統文化巨流彙合點上的奇葩，既是中華文明曆史積累的產物，又是宋人全麵創新，富有時代特色的文化高峰。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對整個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到宋代，這些異常豐富的文化遺產，正是宋人創造宋代新文化的曆史條件和文化基礎，無論是生產、科技，還是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文化積累，都是如此。宋人很重視前代文化遺產，政府組織力量對宋以前的儒、道、佛文化都進行過大規模的係統的整理和總結，宋代士人對前人著述作了大量的搜求、校勘、注釋、編年工作，李白、杜甫、高適、韓愈等人的作品能夠流傳至今，宋人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宋人學古而不泥古，極富創造性。例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儒學——宋學及其後理學的創立和發展，就是突出的範例。又如，史學上在編年、紀傳體外，創立了紀事本末體，向史論方麵之發展。在文學藝術各個領域創造出許多超越前代或不同於前代的好作品，宋詞堪稱空前絕後，宋詩、宋文稽其數量倍蓰於唐。例如：《舊唐·藝文誌》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零二十八卷；《宋史·藝文誌》集部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補遼金元藝文誌》凡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唐宋散文八大家，宋代歐陽、曾、王、蘇占六家；以我們現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組織編纂的《全宋詩》、《全宋文》所得成果來看，其數量更是遠遠超過前代，其作品又多別開生麵，發前人之所未發。再如，在科學技術方麵，火藥、火器、指南針的發明與應用，雕版印刷的推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天文、數學、醫學等等，都在前代已有科學成就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
所以說，宋代文化承上啟下，繼承先前文化的遺留，開啟後世文化的新篇章，創造了中國文化史上宋文化的新紀元。第二節宋朝開明的文化政策與設施如上所述，宋代文化有兩大“活水源頭”，但在文化發展的曆史長河中，並非在任何時候都能形成文化發展的高峰，文化高峰也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有一個發展過程，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有相應適宜的曆史條件和安定的社會環境才有可能。而這與趙宋王朝的基本國策——比較開明的文化政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寬容態度是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是起著決定性的促進作用。一、優禮儒士注重文治宋初最高統治者為懲唐末五代武將亂政之弊，圍繞宋王朝長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後製定了一係列立國的方針政策，以根除藩鎮割據之患，加強中央集權，安定社會，發展生產，鞏固政權。更以“興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獎勵儒術，並為基本國策。尊重知識，重用文臣，注重教育和養士，這從根本上說，是為鞏固宋王朝的統治，在客觀上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對宋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太祖即位之初，百廢待興，來不及進行大的文化建設，但他看重讀書人，起用文臣以駕馭武將，引用聶崇義、崔頌、王昭素、孔維、尹拙等，置之清要或學府，使其諷詠講說，以勵教化，連他早年的啟蒙老師辛文悅脫脫：《宋史》卷431《儒林傳一·辛文悅傳》。也被請出來做官，給人以“重文”的印象，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宋人寫道：
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時厭亂，人思複常，故士貴。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0《選舉考三》，引錄晁歸來子序張穆之《觸鱗集》。
這說明民眾渴望社會安定和對士人寄以殷切的希望。宋太祖能夠起用和激奮士人，這是適應時代潮流的開明措施，是他的高明之處。太祖先後起用的文臣謀士，除開國功臣趙普外，諸如李崇矩、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劉溫叟、竇儀、呂徐慶、劉熙古、李穆、薛居正、沈倫、陶古、徐鉉、竇儼等《宋史》卷256、257、262、263、264、269、441等各人本傳，都是各有特長的專家，或為前朝幕僚，精於吏治，或學有專攻的學者，或善於辭章的文學之士，太祖能擢而用之，這對當時穩定社會，吸引文人參政，都很有好處。接著，太祖便下令用文臣充知州、通判以至典軍，逐步取代武人的地位。《宋史·文苑傳》前言寫道：
這是創業垂統之君為扭轉唐末五代以來重武輕文之患的一大決策。其後，乾德(963-967)改元，太祖對宰相說，年號須是前代沒有用過的。乾德三年(965)，太祖在宮內偶爾看到一麵鏡子背後有“乾德四年鑄”的字樣，他立即召見後周名儒竇儀、陶穀詢問，竇儀說，這鏡子是後蜀的，後蜀曾用過這個年號。太祖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更加尊重讀書人，使讀書人的政治與社會地位逐漸提高。太祖還立下“祖宗家法”，告誡後代子孫不得輕殺大臣和言官關於宋太祖是否有“誓不誅大臣、言官”之約“藏於太廟”事，尚可作進一步研究。但宋代實行以文臣駕馭武將，優待士大夫，不輕率加以誅殺，這一“祖宗家法”，確為事實。實即優待士大夫的一大政策。太宗以下十七帝，大體上都能遵守祖法，故“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雖也有黨爭興獄(如“烏台詩案”等)，但從不輕易殺戮文人，多半是貶官了事，或不久又起用。這在中國古代史上是特放異彩的。王夫之《宋論》中議論“得士者昌”。其基本點即在此。對於太祖奠定的以文治為基礎，優禮儒士的傳統，太宗更有清醒的認識。他說：
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嚐不三複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
太宗對知識的尊重，對讀書人的優禮獎飾很是突出。例如，淳化四年(993)五月丙午(十九日)，張洎赴翰林學士院，太宗對近臣說：“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如，他對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待如賓友”。同年十一月丁卯(十四日)，太宗為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宴群臣於長春殿，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這些，都顯示對翰林學士的尊重。其他對館閣侍從的優待，對儒臣學官的禮遇也是一樣的。比如，端拱元年(988)八月庚辰(二十六日)，太宗到國子監，謁文宣王，看見講座，得知博士李覺正在講書，即召覺對禦講學，親自聽課。第二天，對宰相趙普說：“昨聽覺所講，文義深奧，足為鑒戒，當與卿等共遵守之。”
太宗以下兩宋皇帝親臨太學視察、聽講課的事例頗多，足見其重視之一斑。上述事例，說明太祖、太宗以降，知識分子所受的禮遇和重用，地位的提高，為曆代所不及。經太祖、太宗兩朝近四十年的努力，確立了宋代的文官統治。參見張其凡：《宋太宗》(宋帝列傳之一)第5(章)，第84-126頁，“大闡文治：文官統治之確立”，有詳盡的論述。仁宗、英宗時，蔡襄多次提出：當時用人大多數以“文詞進”，大臣是文士，近侍之臣是文士，錢穀之司是文士，邊防大帥是文士，各路轉運使是文士，知州郡也是文士。蔡襄原意是針對當時已成時弊，從“知人善任”的角度提出批評的，卻反映了軍政財文大權已掌握在文人手中的事實。蔡襄本人也是由文士而為名臣。實際上這就是通過科舉考試而實行的文官政治。文彥博在熙寧年間同神宗的對話中，說宋朝是“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說明當時士大夫已成為趙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士大夫內有各個階層，有當權與不當權之分。這裏是就其文治的階級基礎而言。趙宋重文，實際上就是擴大統治基礎，廣泛吸收文人參政議政。二、科舉取士興學設教趙宋建國之初，急需各方有用人才，對科舉取士之製十分重視。建隆元年(960)二月，舉子楊礪等十九人中進士第，開宋代貢舉選才之路。為禁前代貢士中第謝恩知舉官之弊，宋祖親自過問科舉，並於開寶六年(973)親至講武殿命題試士。後二年，廷試如六年，是為“殿試”之始。這使參試者一躍為“天子門生”。太宗繼位，特重取士之製。他認為，科舉“止要求人”(即要網羅人才)。顧謂侍臣說：
朕欲博求俊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長編》卷18，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條，點校本(三)，第393頁。
由此科舉取士不僅定為常製，且時有改進，錄取名額亦逐年增加。太祖一朝十六年中錄取進士一百八十八名，諸科一百二十名；而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錄取進士一百零九名，諸科二百零七名，一年就超過太祖一朝的錄取總數。太宗還常慮有遺材，至有複試、再試、再放之舉。一旦金榜題名，即授以官職，有的還破格提升。如呂蒙正於太平興國二年(977)正月及第，到端拱元年(988)二月，不過十二年，即官至宰相。蘇易簡於太平興國五年(980)閏三月登進士第，到淳化四年(993)十月，不足十四年，官至參知政事。《宋史》卷265《呂蒙正傳》；同書卷266《蘇易簡傳》。這種取士寬厚之風，自太祖、太宗，曆真宗、仁宗而不衰。如真宗鹹平三年(1000)貢舉錄取總額竟達一千五百餘名(其中進士四百零九名)。《文獻通考》卷32《選舉考五》。除正規考試外，宋代還先後設有製科、雜科(如“童子科”等)和特奏名(“恩科”)，以廣開才路。這一傳統國策，即使在國勢危急的徽、欽二帝時，仍相沿不替。如徽宗宣和六年(1124)，禮部試進士一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故這年進士及第者竟多至八百人。欽宗靖康元年(1126)，金人已圍困汴京，欽宗仍下詔“複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南宋時期，這種國策亦仍延續。宋代科舉取士之製盡管多所變化，但有兩點是始終如一的。一是無論當時或後朝的人們對這種取士製度有過種種非議或改革建議，對以科舉網羅賢士、成就人才這一點上，基本是肯定的。宋代的名公巨卿多從此出，群星燦爛，這是事實。二是科舉取士作為“重文”的國策貫穿其中，這是不變的。宋代科舉盛於前代，獨具特色。李弘祺教授對宋代科舉的特色有很好的論證和獨到的見解。由“重文”而崇儒，由崇儒而興學，這是必然的。太祖即位，便在京師設立國子監，為國家教育領導機關。不過，天下粗定，百廢待興，宋初還來不及顧到發展學校教育。科舉取士旨在通過考試網羅天下人才為宋所用，然而專重考試而不講教育，等於“不務耕而求獲”；就考試內容而言，重詩賦而忽治術，能否選拔到真正的人才也有問題。所以某些有識之士如宋祁等，就圍繞著“教不由於學校，士不察於鄉裏”徐鬆輯：《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選舉3之23。有所議論，把科舉取士與學校培養人才聯係起來。到真、仁時期，這類議論漸多，並早已出現有些學者聚徒講學，辦起私學(如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