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
兩千多年來，哲人們就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惡之問題，一直打著筆墨官司。我不是專業的倫理學家，對此很難發表專業化的意見，但心中一直有個疑團：是不是古今哲人的思路有問題。按照我這僅算得上業餘水平的理解，從如下兩條思路求解，興許可以找到答案。
第一條是人類學的思路。按照人類學的說法，先民（即人類的童年）是沒有善惡觀念的。那時候，人們尚力不尚德。不尚德並不等於不道德，而是尚未產生德與不德之觀念。郭沫若就曾考證過，“德”字在中國是周代才出現的。周以前沒有“德”字，同時亦說明這時候的中國先民尚未產生道德的觀念。而且在先民那裏，他們思考世界萬物，乃是一種前邏輯的思維方式，即維科所說的“詩性的智慧”。在他們眼裏，世界萬物都是有生命和有靈性的，與人類沒有什麼不同，因之對其認識和與其交往也就是通靈直透的。而這也就是先民時代巫術盛行之原因。
以上是就人類全體而言的，而其個體在一生中，亦同樣經過了一個不知善惡為何物的年代，即幼年時代。人赤身裸體降生於這個世界，是沒有帶來任何成見的。如同人類全體的童年時代一樣，他們打量這個世界亦是一種前邏輯的思維，所以他們才會把布娃娃當做有生命的小夥伴，才會格外喜歡動畫片。這樣一種思維狀態，決定著他們既不知何事為善，也不知何事為惡。善惡之觀念乃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生成的，亦可理解為文明浸染的結果（或曰教育的產物，或曰社會環境影響的結果）。孟子以“四端”之說作為人性本善的根據，實則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都是廣義上的教育的結果，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呢？同樣道理，荀子以“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諸種現象作為人性本惡的根據，同樣是說不通的，因為這些現象隻是人類的生理本能，同善惡是沒有內在聯係的。比如說，目好色，就很難說是善的還是惡的；隻有當好色發展到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時，才可稱之為惡端。
第二條是價值哲學的思路。從人類學的角度看待人性的善惡，雖然有助於問題的求解，但卻仍然沒有求得問題的根本解決。因為我們平時所談論的人性之善惡，並非追溯它的緣起，而是尋問人之根性，即在善惡問題上尋問人的本質規定。而對於這樣一種尋問，人類學的解釋就顯得多少有點答非所問。
其實，人的善惡之根性問題，在事實世界（或曰經驗世界）是找不到答案的。因為我們既找不出一個絕對的善人，也找不出一個渾身壞透的惡人。善人有陰暗的一麵，惡人亦有可以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人性的善與惡又是必須問個究竟的，因為它直接關係到道德學說的根基問題。易言之，任何道德學說都必須要有一個根基，要麼是人性為善，要麼是人性為惡。哲人們長期的爭論，目的亦在於此。依愚見，既然人性之善惡問題之討論原本就是出於理論的功利之目的，而且在事實世界又無法給出或是或非的回答，那麼也就意味著我們理應從價值的層麵上致思，看看哪種說法更有利於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
從價值的層麵看，愚以為，假定人性為惡比假定人性為善要好得多。道理很簡單：隻有假定人性為惡，才有防範惡的必要，亦才有從事教育和訂立製度與法規之必要。倘若假定人性為善，那麼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伏爾泰關於上帝的態度對我們理解該問題很有啟發性。他說：“假如沒有上帝，我們也應該捏造一個。”上帝之有無，是誰也說不清楚的，信仰與否，全在人們的價值考慮。伏爾泰之所以要捏造一個上帝，就在於他認為如果人人都信仰上帝，他家裏的仆人就不會打他老婆的主意了。
1998年8月
狂人夜記
魯迅先生的文字，最精彩和最具思想性的莫過於他在《狂人日記》中的一段話：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段活，我在中學時代就讀過，也一直為其見識高明而景仰魯迅這位文化偉人。可時隔二十多年後，再把《狂人日記》拿來讀，恕我不敬，頓時覺得這位文化偉人矮小了許多。儒家的“仁義道德”固然“吃人”，但怎麼個“吃”法，魯迅並沒有作過深究。雖然他看到了儒家的一套“笑裏全是刀”，但儒家是怎麼個笑法，或者說像刀一樣的笑都是些什麼樣的笑，魯迅先生也沒有弄個清楚。
實際上，“禮教”吃人並不是什麼秘密。明末清初許多進步的思想家都看到了這一點。“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絕大部分持此種文化主張的思想者，我想也應該是有這一認識的。至少在他們看來，孔家店之所以要打倒，就在於儒家的禮教有礙於中國的變革。也就是說，魯迅這“吃人”的一說，並非什麼新發現。“吃人”二字，不過是相對於吳虞等人，措詞更為激烈而已。
其實，儒家“仁義道德”的“吃人”，是有多種“吃”法的。禮教“吃人”隻是顯性的，狼外婆的尾巴露在外頭。而隱性的“吃人”才是危害最大的，而且帶有極大的欺騙性。它不但可以“吃”得你沒有一點疼痛，還可以在“吃”了你之後，讓你感動得熱淚盈眶，千恩萬謝。這便是儒家以民本主義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義。可這一點，魯迅先生非但深察不到，而且其價值追求（特別是晚年）還希望有一種類似於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能夠在中國發揚光大。20世紀的中國文化人就是這樣的不幸：他們力圖打倒的東西，卻又在自己的手上扶植起來。我常常想，如果魯迅再多活些年頭，或許同樣逃脫不了被“吃”的命運。不同的隻是，別人是被麻醉了“吃”的，而魯迅是很難麻倒的，一定會因疼痛而抗爭。
1996年11月
日本人的“道”
島國日本受中國文化之影響頗多，以致於日本人自稱他們是孔夫子的信徒。日本人自己這麼說，我們中國人也這麼說。比如，幾十年來日本經濟發展迅速，一躍而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日本人認為他們之所以有經濟騰飛，乃是因為他們信仰孔夫子，用儒學的一套管理企業。一位名叫澀澤榮一的企業家還為此寫了一本頗受歡迎的書《論語加算盤》。我們中國的學者不明究竟，也跟著起哄，著文作論，以說明傳統儒學於現代社會是如何的有意義。對於該議題，我已在多種著述中表白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日本人雖受中國文化之影響，但卻是皮毛的，對於中國文化之精神，他們並沒有學到手。其二，日本人的20世紀能夠按照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模式譜寫曆史，主要原因乃在於他們的社會結構有似於西方的中世紀，即等級製的社會結構。其三，日本人雖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但底蘊並不深厚，而且帶有明顯的“雜種”之特色。反正多是外來文化，也就不在乎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隻要有用就是好的。其四，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異常強烈，但是其民族主義又是非常有特色的。具體說就是，日本人的凝聚力是建立在生存競爭之意識的基礎上，而非一種觀念係統把他們凝聚在一起。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其同中國人相比較，或許可以看得更為清楚。中國人也是有凝聚力的，然而他們的民族認同主要的乃是文化認同，觀念認同，而非僅僅是民族之本義上的認同。中國人引以為榮的，絕非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炎黃子孫，孔孟信徒。所謂炎黃和孔孟，都是從文化和觀念的意義上而言的。而此種文化和觀念上的民族認同，日本人是很淡薄的。這樣兩種民族認同，決定著中國和日本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上，必是兩種價值觀。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和觀念受到衝擊，乃至受到傷害。可日本人不一樣，他們完全從實用理性出發，有奶就是娘，管它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抑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
我今天寫這篇短文，並非要把這些已見於鉛字的想法再複述一遍，而是因為最近一次偶然的機緣，使我再次聯想到中國和日本兩國文化的根本差異，以及由此差異而導致兩個國家在現代化路途上的距離。
幾天前的一個下午，我同幾位朋友在敝校學報章主編家小坐，貴夫人給客人沏茶，說是日本茶葉。不知是從骨子裏瞧不起日本人，還是由於別的什麼原因，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小日本會有什麼好茶？我不會品茶，再好的茶也是牛飲。但“飲”完之後突然想到，日本人應該有好茶，不然的話，他們怎麼會有十分講究的茶道呢？就是這茶道的一個“道”字，使我當時想了許多許多。
日本人喜歡一個“道”字。品茶叫“茶道”，寫字叫“書道”，摔跤叫“柔道”，武士們所追求的叫“武士道”，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我沒作過考證，也沒讀過相關的文字，不知日本人所推崇的“道”是否受中國文化之影響，如果是的話，亦不知是何時傳播過去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人所推崇的“道”，文化位格在他們的民族中是相當高的。所謂“茶道”、“書道”、“柔道”雲雲，無不意味著在這些方麵務必精益求精，以便達到最高水平。
我們中國人也是喜歡這麼一個“道”字的。道家和道教自不待說，直接以一個“道”字立宗名派，就是儒家亦對“道”有著特別的愛好和執著的追求。孔子說“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孟子說得更為豪邁和悲壯，認為士大夫為了“道”的護持和發揚，即便“以身殉道”也在所不辭。後儒秉承著孔孟之精神，甚至標顯出一個“道統”的說法，以之代表中國文化的正脈。現代新儒家諸賢的一切努力，亦是為了維護這一道統而不墜。
然而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人心目中的“道”同日本人的理解大為不同。我們管寫字叫“書法”，而不叫“書道”；管打鬥叫“武術”，而不像日本人那樣管摔跤叫“柔道”。在中國的語言文字裏，“道”雖然也是常用的一個詞，但卻很少用於具體的事物，而是關涉著人生和國家興亡的大事，如“天道”、“仁道”、“先王之道”等等。至於像書法、繪畫、工藝、武術之類的，中國人是不會將其看作“道”的。
中國人之所以把“道”看作如此抽象和不確定，乃是因為他們對“道”有一種哲學化的理解。這就是《易傳》中所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即是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道”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是人生和治國安邦的高境界。用儒家的話說，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和最高理想。個人有道，意味著其德性修為近於完美；國家有道，意味著順天應人，國富民安。故古代的孟子和近代的毛澤東都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中國人如此理解“道”，還有一個最內在的原因，即把“道”視為宇宙和人生的終極法則，用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思考人生，社會同宇宙萬物的關係。宇宙萬物有“天道”，人世間有“仁道”，而且這二者渾然一體，無分別，無隔礙。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王陽明說“心外無物”，都是強調這個意思。也就是說，“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既是本體論的，又是人生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