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在曆史世界，應然與實然常常是脫節的，“必要的”並非就是“必然的”。就20世紀“革命”這一話題來說，避免革命雖然必要，但卻沒有必然。因之，我們今日談論這一話題，也就應把致思的重點放在如下兩個問題上：一、20世紀的中國人為什麼喜歡革命而不願意改良？“造反有理”的口號為何深得人心？二、這一曆史時期的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和往後的農民運動，是可以避免的嗎？
其實，僅說20世紀的中國人喜歡革命，是不夠確切的。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就一直喜歡革命，動不動就是揭竿而起，鋌而走險。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曆代農民起義的情況就可清楚地看到。在世界曆史上，隻有中國的農民起義次數最多，規模最大。這樣，我們上麵的兩個問題實則又關聯到對中國古代思想傳統的看法，即為什麼在中國的傳統裏，革命會是一種被普遍認同的社會變革之方式？
革命在中國的語言文學裏，絕不是近代才發明的，而是古已有之。《易傳》就有“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說法，孟子和荀子也極力為“湯武革命”而辯護。所謂“湯武革命”，指的就是商湯滅夏和周武王滅商，二者都是改朝換代的暴力行為。簡言之，革命就是造反，以下犯上。然而我們又不難發現，在中國的古文獻裏，同樣是以下犯上，曆史學家所用的字眼卻大不一樣。具體情況是：凡是造反失敗的，都被罵為叛逆、叛匪、亂臣賊子；凡是造反成功者，都被稱頌為“替天行道”、“順天應人”。真可謂“以成敗論英雄”，“成者王侯敗者賊”。由於“革命”同湯武相聯係，同“天”的意誌相聯係，所以它也就隻能是褒義的，崇高的。那些造反不成者是不能視為“革命”的。
由於“革命”一詞是褒義的，且同“替天行道”、“順天應人”這樣的說法相聯係，所以它也就內化為中國人特有的一種價值祈向。每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時候，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革命”，以為推翻一個腐敗的政權，他們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
更為重要的是，“革命”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對政權之合理性的證明。中國從很早的時候起便是家天下。但是它的權力同時又是開放的，尤其是漢代以來，更是如此。誰都有可能坐到王位上去，誰都可以標榜自己是真龍天子。此種狀況，同時也就提出一個在統治者看來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他的權力的合理性該怎樣證明的問題。為什麼這王位上坐的是他，而不是別人？如果別人也有這份企想，該如何從理論上說明其非分？
儒家的德治主義學說就正是為王權的合理性而辯護的一套理論。它的核心命題是：“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與此相聯係的，便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為邦本”、“得民者得天下”等等話語。這等等話語構築了一套十分精致的德治主義學說和民本主義學說。在這套學說裏，不承認政權的永久性壟斷，誰要是能夠“順天應人”，誰就可以起來“革命”。如是，“革命”之本身也就成了德治主義的題中之義，既高尚又神聖。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思想傳統裏，是不可能有立憲政體之思想土壤的。君主立憲（撇開民族問題不談）意味著某一家族可以永久地做著皇帝。這在中國人看來，絕對不可以，因為它同“有德者王”的基本要求不合，缺乏權力的合理性的說明。更何況，他們祖祖輩輩都是在德治主義傳統中過來的，從心底裏早已認同了“革命”。
關於此，也許有人會以英國和日本為例，說明君主立憲同樣可行於中國。李澤厚之所以反對革命，就是循著這一思路的。殊不知，中國同這兩個國家，國情相差甚遠。英國和日本可行立憲，而中國卻做不到這一點。第一，英國和日本（特別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在理論上是萬世一統的，絕對壟斷的；而中國在理論上，權力卻是開放的。第二，英國和日本都沒有德治主義的思想傳統，因而亦無“革命”的價值祈問。而且在日本人看來，德治思想和“湯武革命”的說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將直接危及天皇的統治。所以他們接受中國的儒家學說，但卻反對儒家的德治思想。
結語
李澤厚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著力甚多，分別就古代、近代和現代寫過思想史論的著作，而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以及儒家德治主義、民本主義，沒有一個學理性的深入把握，實在是令人憾惜。他既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又自稱為不同於港台學者的現代新儒家。實際上，由於對一些理當深入的問題未能作深入的思考，決定了他不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教條的，淺層的，而且對於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亦未及裏層。他的所謂“西體中用”、“吃飯哲學”、“救亡壓倒啟蒙”、“告別革命”諸種說法之所以值得商榷，原因也就在其學理的思考未曾到位。
本來，學理的欠缺和思想的淺薄乃是這些年來中國學界的通病。我之所以特別選中李澤厚為靶的，不是因為他的名氣大，而是因為他的諸多觀點影響大，極不利於當今中國社會之發展。雖然我反對他的“告別革命”，但並不意味我讚同革命或鼓吹革命；反對他的“吃飯哲學”，亦不代表我反對經濟建設。但是我又深深感到，如果李澤厚的觀點不在學術思想界得以理性的清理，將仍會蒙蔽那些欠於思想的人，人們仍會將其看作“精神導師”，而他自己也還會將這些無助於今日中國的觀點廣播於學界乃至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