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中國需要啟蒙，需要用西方文化刷新傳統文化。而且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再來反觀20世紀的中國曆史，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蘇化的“烏托邦工程”之社會改造方案隻是人類文明的當代歧出，並非人類的理性選擇。問題是，當時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為何會放棄啟蒙而另擇一種有悖於啟蒙精神的思想形態和社會改造之方案呢？對此，我曾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作過這樣的概括：
第一，人人平等，有飯同吃，有田同耕，中國曆朝曆代都有這樣的思想傳統，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社會亦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周期往複。蘇化不過是對這一古老劇目的重演。這樣的曆史劇目，表麵是美妙的，實質則是人性之弱點的體現，即對社會財富的無代價的期求。所以任何烏托邦藍圖，第一景觀便是物質財富的極其豐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這也就是蘇化所以能夠一下子征服國民靈魂的原因所在，西化卻沒有這樣的魅力。
第二，由西化而轉為蘇化，既是國民的心理轉移，也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價值轉移。中國知識分子曆來就有“誌於道”的傳統。這“道”的核心內容便是民本主義，或日德治主義。西化的社會模式，是不需要這樣的道德關懷的。他們之所以在蘇化以前為西化呐喊，雖然也是出於道義擔當的自覺，但重點在救亡圖存，而不是在民本主義。所以當俄國模式傳人之後，他們以為蘇化既可救國，又可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民本主義，而不明無論是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還是這新來的西洋民本主義，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以民為本。
第三，蘇化的思想形態雖然來自西方，但同中國的儒家學說，內質卻是一致的，即道德理想主義的崇拜，所以很容易被國人所認可。新文化運動之前後的思想史，大體上可以作如是觀：為了民族的新生，中國知識分子需要批判儒家傳統；而一旦他們這樣做，實則是自斷母乳。所以當蘇化的思想形態傳入之後，他們便可既輕鬆地批判傳統，同時又借助這一西洋學說同儒學傳統保持血肉聯係，照樣可以倚偎在母親的懷裏。
第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批判可謂猛烈，但很大程度上仍是隔靴搔癢，包括魯迅也是如此。魯迅批禮教，視禮教吃人，卻不知真正吃人的是儒家的德治主義。由於對德治主義、民本主義之負麵意義沒有清醒的認識，所以當一種更具有光芒的西洋民本主義傳入之後，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樂為信徒。
第五，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雖有一些了解，但並不深入。比如個人主義，他們的理解就是淺層次的。具體說，他們提倡個人主義，隻是對治吃人的禮教，卻不曾將這一概念同社會結構、政治模式乃至曆史運動相聯係，沒有認識到個人主義同自由民主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所以當蘇化的思想形態傳入之後，他們也就很難用理性的眼光打量此種學說有何不可。
第六，中國的讀書人曆來缺乏政治哲學和曆史哲學的思想傳統，對社會與曆史執著於道義關懷，缺乏深入的學理性思考。社會該怎樣營建和曆史該怎樣發展才是合理的，是他們素來不考慮的。正惟如此，當蘇化的思想形態傳入並掀起暴風雨般的社會革命之後，許多知識分子雖然深感其危險所在，但誰也沒有從理論上指出其不可的地方。同時，也就很難有深入的認識。
“告別革命”有無可能
“告別革命”是李澤厚在90年代初提出來的，亦可看作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反思，且同他的“吃飯哲學”、“西體中用”、“救亡壓倒啟蒙”等等說法互為貫通。此論出來之後，遂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的反響。所謂的“要英國革命，不要法國革命”之提法，便是一例。而且，因著“告別革命”的思路，許多學者對20世紀的一些曆史事件，予以了重新評價。如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就采取了一種貶抑的態度。
據李澤厚自己說，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就對“造反有理’、“革命總是正確的”之觀念“產生了懷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出版於1979年）中，他“膽戰心驚”地表述了英國革命優於法國革命的看法。但這些懷疑和看法，均未形成係統和影響。隻是到了80年代末，李澤厚才認真地思考和較為係統地表述他對革命與改良之關係的看法，而且是從辛亥革命說起的。他的基本看法是，辛亥革命既“未必必然”，亦“未必必要”。言及“未必必然”，是因為在李澤厚看來，這場革命必然失敗，且必然給中國社會帶來諸多災難；言及“未必必要”，乃是因為他認為如果沒有這場革命，中國完全有可能走上“立憲”之路。用他自己的話說：
“當時各地立憲派已大體長成，以紳商為主體的地方勢力日益坐大，並正積極議政、參政甚至主政，許多新的製度、機構、規則在不斷建立、籌劃和實行。中央政府的清廷也一再宣告‘預備立憲’，並派大臣‘出洋考察’等等，這些未必如革命派當時所攻擊的那樣：都是弄虛作假，欺騙人民。”
欲使社會健康地發展，在改良與革命之間，如無特殊的必要，我也是願意選擇前者的。革命要破壞，要流血。至少中國古代的曆史一再表明，“替天行道”之類型的革命隻能給曆史帶來周期性的動蕩，很難實質性地推動社會進步。從表麵上看，通過革命，舊的王朝滅亡了，新的王朝得以產生。可實際上，這隻不過是城頭易旗江山易姓，社會性質卻沒有什麼變化。因之，從價值論的角度和從曆史的經驗事實看，李澤厚的“告別革命”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