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與啟蒙是否衝突
對於20世紀的中國，李澤厚是作過一番反思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即為其主要成果。在這一點上，他是難能可貴的。20世紀值得反思的東西太多了。可時至今日，在這一方麵運思的人仍是微乎其微。絕大部分國民依然沉醉在“隻有……才能……”的權力話語裏，即便少數人對此權力話語有所疑惑，也想不出駁議的詞兒。因之，在中國這貧乏而又麻木的學術思想界，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也就顯得格外的光亮，格外的引人注目，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
“救亡壓倒啟蒙”說的大意是：20世紀中國的首要使命是救亡，從而淡化了人們對於啟蒙之重要性的認識。比如“五四”時期，中國人選擇了引導後來社會發展之方向的社會改造方案，便是出於這一原因。李澤厚之所以不要革命而要改良的主張，也是基於這一考慮。
不可否認，如果不對20世紀的中國問題作深入的思考，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還是有些道理的，至少從曆史的表麵現象看，確實是這樣的。但是李澤厚的思想尚未深入到這樣兩個層麵：一、在20世紀的中國，救亡和啟蒙是否相互衝突，二者難道沒有內在的一致性？二、真正壓倒啟蒙的是不是救亡？或者說，真正妨礙中國的啟蒙，是不是一種名為啟蒙實則為反啟蒙的思想力量？
不錯，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就一直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列強入侵，瓜分豆剖，國家主權被蠶食鯨吞。在此危難時刻，仁人誌士首先想到的便是國家主權的安危和民族富強問題。可以說，這乃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八十年裏，中國社會思想的主調，同時也是這一時期中國曆史的主線。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救亡和啟蒙是矛盾的。而且從這八十的曆史看，二者幾乎同步發展下來。雖然，啟蒙意識晚於救亡要求，但是啟蒙之意識隨著救亡鬥爭的不斷深入而逐漸覺醒並發展為同救亡一樣重要，則是不容否定的曆史事實。
近代中西兩方的衝突，既是國力的較量，亦是兩種文化的對抗。此種文化的對抗，也可視為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還可視為世界文化一體化的行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環節。不管怎麼說，麵對西方強勢文化的挑戰，中國人隻有承認對方的優越並且主動地予以接受，才是惟一的出路。誠然此種認識在19世紀的後半期，中國人是不可能有的。他們先是循著魏源等人的思路，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搞洋務運動，引進西方的器物文明；然後，他們又從製度的層麵入手，學習西方的製度文明。這一切雖然還談不上啟蒙，但卻為爾後的啟蒙思潮作了準備，打下了基礎。在這一時期裏，許多青年到西方各國留學，大量的西學著作（包括哲學社會科學方麵的）被翻譯過來，新式的大學得以建立。這些都有益於後來的啟蒙思潮，也是啟蒙所必需的前期工作。而且，這些工作都是伴隨著救亡運動而做出的，是救亡的結果。
文化分器物、製度、觀念三個層麵，而且三者為一結構性的關係。這在今日的中國學者看來，已是常識。然而19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這樣的認識。但這並不是說，人們沒有此種認識和因之而不能主動地將西方文化作結構性的看待，就等於文化傳播沒有它的規律性。如果我們考察鴉片戰爭之後的八十年曆史，很容易發現西方文化之傳播於中華大地的大致規律：先是器物文化，然後是製度文化，最後是觀念文化。盡管從時間上看，三者有先有後，但是它又同時表明，三者對於中國來說，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正是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經過了長達幾十年的艱苦努力之後，他們才在本世紀初試圖從觀念文明著手改造中國的舊文化。而這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啟蒙。
再者，僅就啟蒙同救亡的內在聯係而論，也不能說明二者是相互衝突的。當時的中國急需救亡，這一點是無疑的。但救亡如何可能，則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許在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時期，人們對此作了簡單化的思考，以為隻要引進西方的器物和製度兩個層麵的文化，就可使中國富國強兵。最典型的是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一說。然而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的失敗，使中國知識分子充分認識到，欲救亡，必先啟蒙，隻有開民智鼓民力，中國才不會滅種亡國。因為國家的強盛，關鍵在於人民的覺悟。正如梁啟超在1899年所說的：
“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為定斷，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雲：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氣，譬之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濕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盧梭，則法國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亞當·斯密之徒，則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
即是說，無論從理論分析還是從曆史的經驗考察，我們都很難得出救亡與啟蒙互為衝突的結論。但是，另一曆史事實又同樣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即中國的啟蒙旋起旋歇，幾乎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失去了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
20世紀中國的啟蒙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啟蒙從梁啟超在20世紀初年的“新民”說開始，中經新文化運動，再延至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有關學術思想和自由主義主張，亦可視為啟蒙思潮的回複。狹義的啟蒙運動主要是以《新青年》雜誌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不管是從廣義還是從狹義而言，中國的啟蒙運動都是以新文化運動為軸心的。即便世紀末的今天，我們諸多的啟蒙話題仍是新文化運動所討論的，而且其使命亦無多大變化，仍然是為了民主和科學能在中華大地安家落戶。
新文化運動的主旨是批判中國的舊文化和接納西方文化，並試圖在人們的思想深處進行一場“道德革命”，變革國民的觀念形態。這樣一場啟蒙於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展，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即同整個人類的現代化浪潮合流。然而這場運動從《新青年》創刊之日算起，到它改變刊物的思想祈向，前後隻有短短的幾年時間。從此以後，人們看重的再不是以近代西方思潮為主調的啟蒙話語，而是一種與中國儒家思想神同而形異且同樣從西方傳播過來的社會改造理論。由於此種理論形態是從當時的蘇聯轉運過來的，我們不妨將之稱為“蘇化”，以對應於人們常說的“西化”。因之，我們可以說，在當時中國，真正壓倒啟蒙的並不是救亡，而是同樣打著類似於啟蒙旗號的蘇化的思想形態。簡言之，是蘇化壓倒西化。這一基本的曆史事實，我想李澤厚也是認識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