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四議
我不認識李澤厚，且同這位湖南老鄉也沒有過書信往來。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幾乎都是在他的“陽光雨露”下成長起來的。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李澤厚可謂是中國思想界的“龍頭老大”，一如20世紀初的梁啟超（盡就地位而不是就其才情而言）。他的幾本著作，如《美的曆程》、《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人們爭相閱讀，對當時中國人的所謂“思想解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出現過在部分青年中“言必稱李澤厚”之現象。
我在當時，雖然不是李澤厚的追星族，但思想受其影響則是無疑的。我是個個性較強的人，也喜歡想些問題，而且都是些關乎曆史與文化的大問題。但那時，自己剛剛大學畢業，學養有限，理論修養不夠，逼得自己隻有多讀書，尤其是讀那些思想性較強的書。李澤厚是當時的學術名星，是文化青年最喜歡的學者，其學術觀點也是大家談論得最多的。自然地，他的許多思想也就進了我的知識儲備庫。而且對於他的一些說法，我也是從內心裏認同的。比如“積澱說”、“救亡壓倒啟蒙說”等等。
然而到了90年代，李澤厚在學術思想界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不僅崇拜者明顯減少，而且批判他的人越來越多。“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在人類思想史上，本是極常見的現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隻有這樣，學術和思想才有發展，社會才有進步。然而在李澤厚身上，或者說人們對其看法，卻有一種現象尤其顯得突出，即激進的和保守的兩種思想力量都對他的學術思想不太滿意。套用中國一句民間語言說，可謂“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李澤厚自己也說：“海內批評我是‘反馬克思主義’‘自由化’，海外（當然包括許多‘海內’）批我是‘死守馬克思主義’‘保守派’。於是，是‘馬’非‘馬’，真‘馬’假‘馬’，我也隻有茫然了。”據李澤厚自己的估計，至1995年，批判他的文章已達百餘篇。
上文已言，在我學術研究起步的時候，曾在一定程度上受惠於李澤厚，而現在“批判”他的人已經很多，從情感乃至情義上說，我實不應再參予進來，而且也沒必要再湊這個熱鬧。然而基於如下三點考慮，我又忍不住內心的衝動：
一、我雖沒有閱讀過幾篇“批判”性的文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按照漢語學術界目前的思想水平，那些所謂的“批判”文章，想必多是些無關痛癢的東西。
二、正是由於上述這一點，李澤厚的一些學術思想仍有很大的市場。而且這幾年，李澤厚也從未“休息”過，不僅繼續傳播他在80年代的觀點，而且還不時地拋出新的說法。比如“吃飯哲學”即是一例。
三、在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李澤厚在中國學術思想界畢竟是一位新進人物（盡管被有人視為保守派），其學術思想很能代表這一時期中國啟蒙思想的主調。因之，對其學術觀點的駁議，意義乃不在他本人之思想的價值如何，而是對這一時期啟蒙思想的反思。或者換句話說，欲反思這一時期的啟蒙思想，就繞不過對李澤厚這一思想人物之研究。
近二十年來，李澤厚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論著，也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是下麵這些基本的提法：“積澱說”、“救亡壓倒啟蒙”、“西體中用”、“告別革命”、“吃飯哲學”。在這五種提法中，我以為惟有“積澱說”可以成立，而且其中學理亦是不言自明的，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發明。至於其他幾種說法，恐怕都是值得再思考的。下麵容我就他的每一種提法而闡明我自己的看法，同時盡可能地揭其思考之不妥。
“西體中用”還是“中體西用”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且各抒己見，紛紛揚揚。此種討論又稱為“古今中西之爭”，或曰“體用之爭”。從一百多年的討論看，大致可以將其歸納為如下幾種主張，即“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其中的“西體中用”就是李澤厚提出來的，而且他對自己的這一主張是非常自信的，盡管他認為其提法是“對康有為改良思想更為明確的繼承和發展”。
“體”和“用”本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雖然古人的解釋有異，但基本意思則是明確的，即“體”指本體，“用”指功能和作用。而且在曆代儒生看來，體用不二，即體即用。到了近代，由於形勢的需要，人們對體用之關係作了一種適應時勢的解釋，最典型的莫過於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且在張之洞那裏，體用關係被割裂開來了，再也不是體用不二的關係，用他在《勸學篇》中所說的話表述即是：“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此種思想模式經張之洞提出之後，就一直占據著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不管是民間的學者還是官方的意識形態，都在不同程度上認同了它，且成為今日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主要觀念障礙。對於此種思想模式之弊端，我曾在《東方文明暢想錄》中作過批駁。茲轉引如下：
“實際上，當時中國的問題絕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文化主張所能解決的。而且，文化傳播的規律也決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往絕非‘體’與‘用’的關係。‘用’之於‘體’，則‘體’必變。其結果，勢必是舊‘體’的死亡和新‘體’的降生。另一方麵，‘體’之尚存，則‘用’不能。其結果又勢必是‘用’之不當和失去‘用’的意義。”
這是我在幾年前寫下的一段話，批駁的雖然是張之洞的文化主張，但今天用它來分析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說，或許同樣是有意義的。
李澤厚為了闡發他的“西體中用”，首先就對“體”和“用”兩個概念作出他自己的理解：
“‘學’（學問、知識、文化、意識形態）不能夠作為‘體’；‘體’應該指‘社會存在的本體’，即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為這才是任何社會生存、延續、發展的根本所在。‘學’不過是在這個根本基礎上生長出來的思想、學說或意識形態。”
讀了這段話，讀者一定會覺得十分耳熟，而且很自然地會想到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葬禮上所說的那段著名的話：“人們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製度、法的觀點、藝術乃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至於李澤厚對“用”的理解，他用了一個關鍵性的詞語，即“轉化性的創造”。請看他的另一段表述：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處理諸如個體與群體、效率與公正、競爭與合作、權利與義務、幸福與正義、民主與專政等等問題，便與在已有數百年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西方文化傳統中，會大不一樣。這既不是簡單地踢開傳統，全盤西化，可以奏效；也不是抱殘守缺，推崇傳統，可以成功。所以，‘西體中用’，關鍵在‘用’，如何使中國能真正比較順利地健康地進入現代社會，如何使廣大人民生活上的現代化能健康地前進發展，如何使以個人契約為法律基地的近代社會生活在中國生根發展，並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在李澤厚看來，中國至今仍落後於先進國家許多年，“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建設性地創造出現代化在中國各種必需的形式”。所以他認為，“用”之關鍵在於“創造形式”。為此，他提出一個“轉化性的創造”（不同於林毓生的“創造性的轉化”）的主張，即不要以西方現成的模式作為我們今日追求和仿效的榜樣，而應該“根據中國自己的曆史情況和現實情況創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模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