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我們沒有必要糾纏於李澤厚的曆史觀問題，更沒有必要為其“左”疾診斷（實際上，李澤厚對他自己究竟是患有“左”疾還是“右”疾，也是弄不明白的。之所以這樣，他才感到在“是馬非馬”和“真馬假馬”麵前茫然。而且，他對中國近幾十年來“左”與“右”之關係，亦缺乏深入的認識），還是讓我們直接看看他的所謂“吃飯哲學”吧。
人是要吃飯的。不僅要吃，而且想吃飽吃好。這一點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幾乎沒有異議。但問題是，人要吃飯是一回事，能否吃得上又是另一回事。吃飯在李澤厚的思想裏，隻是一種淺顯而直觀的說法，其意乃指，隻要經濟發展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好辦了。用他的“西體中用”之模式套析便是，隻要解決了“衣食住行”問題，中國社會就能夠創造出新的“形式”，或由完成他的“轉化性的創造”。
李澤厚是能夠部分地看到中國問題之所在的。這也是他區別於那些他所認為患有“左”疾的人的可貴之處。比如，計劃經濟、權力集中、思想文化的一元化，都是他不讚成的。然而作為一名思想家（或曰思想型的學者），如果僅僅停留在此種認識水平上，則是不可以的。它非但同一般百姓的認識沒有兩樣，而且也不足以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藥方。當今中國存在著多重矛盾，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矛盾，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矛盾等等，難道這些矛盾都可通過“吃飯哲學”就能解決？
我們固然不可否定生產力發展的曆史作用，但是中國目下的一切問題，似乎都可通過生產力的發展而迎刃而解，在我看來，則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對此，我們不妨舉兩個事例來看看，一是農村家庭承包責任製，二是市場經濟。
家庭承包責任製無疑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所采取的一個在當時看來十分有效的辦法。然而時過近二十年之後，情況又是怎樣呢？過去搞“一大二公”，農民沒有積極性，沒有飯吃；現在不搞“一大二公”，農民兄弟同樣的沒有積極性，沒有飯吃。因為現在的農民種田，由於各種攤派太多，所剩無幾。田裏雖是豐收了，但穀倉裏卻沒有多少穀子，或者是有穀子而賣不起價。那麼為何農民的負擔會如此之重呢？說穿了還不是體製上的問題，而且是政治體製而非經濟體製上的問題。可以說，對於今天的農民來說，光靠“吃飯哲學”，即光靠提高產量，是解決不了他們的吃飯問題的。
“市場經濟”是近些年來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一個話題。而且今日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即市場經濟優於計劃經濟。況且，此種認同還不僅僅是民間的，政府也一再強調要由計劃經濟體製轉為市場經濟體製，並且就這一目標還作過多方努力。然而，我們客觀地分析一下今天中國經濟之狀況，則不難發現，市場經濟是很難擁有市場的，至少可以說它在中國的發展是極其艱難的。根本原因便是，不管經濟是計劃性的還是市場性的，它都不是純經濟領域的事情，要受到多種多樣的非經濟因素的製約。特別在由計劃向市場轉型的時期，情況尤為如此。說白了即是：在當今中國，如果社會體製沒有根本性的變革，市場經濟是不可能步入正途的。
市場經濟的提倡，以及因之而湧現的諸多理論，應該說是地道的“吃飯哲學”，但由於它在中國是一種純粹為了“吃飯”而“吃飯”的哲學，所以同樣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即不能在經濟上把中國帶上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道路。
基於“吃飯哲學”，李澤厚很看重“M”理論，且以西方學者波普爾的“漸進的社會工程”一說為其理論支持。所謂“M”論，道理十分淺顯，如果不作深究，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這十幾年來，事實上也幾乎沒人從理論上置疑過，包括“精神導師”李澤厚。正由於他從立場上讚同這一說，所以才有他的所謂“告別革命”的提法。可是，李澤厚在認同這一說的時候，卻忘記了兩個關鍵點：第一，社會發展在正途上，是可以“M”的；如果情況相反，則是不能“M”的。否則的話，必是南轅北轍，越錯越遠。雖然70年代末以後的中國同它的五六十年代有所區別，即把工作重點由政治鬥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這五十餘年裏，中國的社會性質、權力結構、政教之關係，並沒有什麼變化。即是說，在社會發展之“路線”上，如果不首先確定方向，靠“M”是不可能走上正途的。第二，社會的進步是漸進的，在此過程中，不斷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從而穩步地把社會推到新的階段。這樣一種改良的方式的確是需要“M”。然而問題是，這“M”的主體是誰？由誰來“M”？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M”的主體是代表人民的民主機構，集中的是人民的智慧。如果這樣，則“M”就是正常的，也是有善果的。倘若不是這樣，而是由某一個人來“M”，他“M”到哪裏，人民便跟到哪裏。此種“M”法，非但不合理（即一個人壟斷“M”的特權，從理論上是不成立的），而且還必將給社會帶來災難。
李澤厚對波普爾的學說有所了解，可惜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實，波普爾主張“M”，但那是“漸進的社會工程”之中的“M”，而不是“烏托邦工程”中的“M”，更不主張由某一個人來“M”。而且在波普爾看來，一個社會的發展全賴於一個人的發號施令，他說怎麼走，大家就跟著怎麼走，正是“烏托邦工程”的社會的本質特征。李澤厚自己也說：“把民族國家的希望寄托在個別人身上是太冒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