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述到這裏，可以看出李澤厚“西體中用”說的大致思路了。他的所謂“體”，即決定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他的所謂“用”，即通過“創造形式”，走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發展之路。合起來看，他的“西體中用”，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也就是說，李澤厚的這一主張並不新鮮，他的貢獻隻不過是用了個好聽的“西體中用”的詞語罷了。
當然，我們今天認真地分析“西體中用”這一主張，並不是因為它相似於我國幾十年來的主流思想有何不可，也不是說作為思想界新進人物的李澤厚不應該同主流思想同調，而是因為這一主張在學理上是混亂的，許多理論性的問題沒有作深層次的思考。
第一，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現代化，乃是其文化形態和社會形態全方位的轉型，決不是物質文明發達了，就意味著現代化的實現。這一基本觀點，想必李澤厚也是同意的。那麼既然如此，又怎麼能夠視“衣食住行”為社會之本體呢？雖然李澤厚的所謂“體”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體”有所不同，但其意義在“根本”、“主導”、“主體”諸方麵，則又是相同的。而且李澤厚自己亦明確說過：“衣食住行為根本”。社會進步的根本是什麼？此問題雖然極為複雜，但有兩點則是明確的：一、“衣食住行”隻是生存的根本，而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否則的話，我們就無法將“自然人”同“社會人”或“文化人”區別開來。二、在“衣食住行”和製度與觀念三個方麵，或許後兩個方麵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特別在社會轉型時期，尤為如此。如其不然，李澤厚本人又何需通過對康德的研究而高揚主體性？何需提出所謂的“積澱說”而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不管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為何這些年來學術思想界極其重視思想解放？為何改革開放的關鍵點是觀念變革和製度變革呢？
第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原理，既出於所謂的“經典”，又是這幾十年來的中國人從未懷疑過的。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說，同樣是無思考地將之作為不可置疑的理論前提。從此意義上說，不管李澤厚在人們的眼裏是怎樣的“精神導師”和怎樣的“自由化”，從骨子裏看，他仍然是特定含義上的教中之人，仍然沒有擺脫“話語霸權”的影響，仍然是在意識形態的框框裏說話。其實，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完全是一種相互製約和相互滲透的關係，很難籠統地說誰決定誰。50年代的大躍進，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誰能說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結下的惡果？“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知識越多越反動”、對傳統文化的巨大破壞等等提法和做法，又是由何種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如果說其中也有經濟的因素，難道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決定性的因素嗎？
第三，既然“衣食住行”為“根本”，為“體”，那麼結論應該是：哪一種文化最有利於解決當下中國的“衣食住行”問題，它就最有資格成為“體”。從幾百年的人類曆史來看，此種文化無疑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然而李澤厚的“西體中用”又是拒斥這一文化的，反對中國走西方各國的社會發展之路。他需要的“體”是當今中國的主流思想，因為在他看來，隻有這一思想才能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很顯然，李澤厚在這裏，不僅犯有常識性的錯誤，忽視了人皆可見的基本的曆史事實（即西方文化是當今世界最利於解決“衣食住行”之問題的一種文化），而且在理論上亦不甚圓通。一、當今中國的主流思想實踐於中國已經大半個世紀，如果此種思想能夠解決“衣食住行”問題，為何現在的中國還要為“溫飽”二字而奮鬥呢？這裏麵，究竟是實踐的偏差，還是理論本身有問題？李澤厚是沒有想過此類問題的。二、既然西方文化必須拒斥，以免全盤西化，為何“西體中用”一說還要采用“西體”二字呢？既然現今的主流思想能夠解決“衣食住行”問題，為何不把“西體中用”改為別的說法？三、如果拒斥西方文化，“西體中用”的“用”又是以什麼目標作為追求的對象呢？“創造形式”中的“形式”又是如何設計呢？而且從李澤厚對“形式”的具體闡述看，他的所謂“形式”幾乎全是西方文化中的東西。
第四，李澤厚沒有認識到，他所心儀的當今中國的主流思想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形異而神同。這一點至為重要。在此問題上，不僅李澤厚沒有清醒的認識，中國的絕大部分學者（更不用說平民百姓）都是迷糊的。實際上，此種思想形態之所以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開花結果，就是因為它既適應於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平民社會），更吻合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儒家推崇民本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而此種思想形態同樣是一種民本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價值關懷和思想方法都是一致的。也正因為這樣，此種思想形態一傳入中國，便馬上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這樣，我們又不得不回答如下問題（當然更是李澤厚所應該回答的）：既然這一思想形態同中國傳統儒學形異而神同，那麼“西體中用”同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又有什麼區別？
“吃飯哲學”何以可能
嚴格說來，李澤厚的“吃飯哲學”不過是他的“西體中用”的衍生，或者說是另一種說法。我們先看他自己是怎麼說的：
“因為人要吃飯，馬克思才發現經濟是社會存在的基礎。所以恩格斯在那篇著名的墓前演說中，說馬克思的理論貢獻有兩條（千條萬條也隻兩條）。第一條就是‘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這個‘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了的‘簡單的事實’。這個‘吃飯哲學’（‘人們首先必須吃……’）正是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作的經典式的通俗概括，非常準確、重要和鮮明有力。由於人要吃飯，人才使用、製造工具（科技也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才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基礎，也才有社會組織社會結構，以及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由於人要吃飯，生產由是生，財產由是立，階級由是出，革命由是發。階級鬥爭和革命，說到底不就是因為一部分人不讓另一部分人吃飯和吃飽飯才發生的嗎？也由於人要吃飯，所以說從事供飯的廣大勞動人民，而不是隻吃飯的帝王將相才是曆史的主人和創造者……所有這些，不都根源於此嗎？”
這就是李澤厚“吃飯哲學”最通俗的表達，讀者不難發現同其“西體中用”既相同，又有所不同。相同的是，二者都是基於“經濟決定論”（盡管李澤厚自己似乎忌諱人家將他視為“經濟決定論”者）；不同的是，“西體中用”談的是一種文化主張，是一種主義，而“吃飯哲學”似乎完全是對現實的辯護，或者說是對現行政策的注解。之所以這樣，他特別看重漸進的社會改造之方案，似乎中國的問題，隻有抓住了“吃飯”這個根本，其他問題都可得到解決。
此外，上麵引述的這段話，同時也是李澤厚對人類曆史的基本看法，聽起來同樣耳熟，因為它同長期以來曆史教科書上所講的那一套，幾乎沒有絲毫的差別。比如說，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人民大眾創造曆史？怎樣評價曆史人物在曆史中的作用？李澤厚的回答完全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麵引述的這段話，是他在一篇題為《“左”與吃飯》的短文中說的，時在1992年。此文收入他最近出版的《世紀新夢》一書。是書的最後定稿是1997年。也就是說，時至1997年，作為“精神導師”的李澤厚仍然相信“奴隸史觀”，相信曆史是那些“從事供飯的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從而否定曆史人物的曆史作用。很顯然，此種曆史觀是極左主義的，教條主義的，也是極其有害的。當年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建立在此種曆史觀之上嗎？李澤厚很鄙視那些患有“左”疾的人，且自以為思想算是解放的。然而實際上，“左”的思想在他的腦子裏是根深蒂固的。要知道，有關曆史創造者問題的討論早在80年代就已經十分熱鬧了，隻有極少數人才固守著“奴隸史觀”。另外，我們從李澤厚身上（當然，主要的還是從對幾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分析），不難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堅持“經濟決定論”的人，總是免不了要患“左”疾的。唯生產力論同唯意誌主義隻是一牆之隔，二者是很容易打通的。或者說，在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左”與“右”隻是“一百步”同“五十步”的關係，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之所以這樣，到了八九十年代，極左分子與保守分子的界線竟變得十分模糊。那些被認為是極左主義的人，不正是極其保守的人嗎？相反，那些所謂“思想解放”的人，不同樣與極左分子持相同的曆史觀，不同樣是信奉單向度的決定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