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和我們班女團委書記寫過信，我做文學社編輯的時候，有個幾次接觸。我感覺到她明麗可人的目光後邊，應該有我們延續的故事。幾次書信往來，當觸及到“努力吧，我們一起”的時候，我愣住了。故事終於擱淺，因為一切無從開始，我甚至於沒有起帆的船。也有同學來為我介紹工作，應該是不錯的工作，去鎮上的銀行，那時招人，要高中生。可是，我還是無助，因為是對於自己腳下的路，該怎麼走的無助；我對於朋友沒有信心，因為我長這麼大，就沒有得到過朋友的幫助，我腦子裏就沒有這跟弦，對於此，我將信將疑。那時，就覺得和家人一起，生活也是很新鮮的。
也難得與父母家人在一起。我也去河裏用鐵網兜扒螺絲回來改善生活，看著一家人，老老小小，河鮮吃得有滋有味，覺得自己也能小有貢獻，聊作報答；偶爾也去釣魚，輕車熟路，也樂在其中。
記得有一次，父親一早背著鋸子，鋸子繩子上別著刨子等木工用具，父親右手抓著斧子木柄，右肩上單挑著鋸子把。回過頭掂囑我，“二小在家裏現在沒有交易，把家裏的香煙找出來，好多都黴了。拿過去賣，到大隊寶塔橋下公路邊去。”父親不怎麼抽煙，那時去人家門戶上去修修補補什麼的，一般人家管日工，都給一包香煙的。我記得我家裏抽屜裏找出來最多的是“大豐收”“飛馬”一類牌子的香煙，有的是已經發黴了，香煙頭的香煙末上已經長出了一層霧狀的白色的毛毛，但是還是有著香煙特別的香草氣味。父親煙癮不大，基本不抽。父親說，“一包一塊，你賣五毛一包好了。回來也好買點油鹽醬醋什麼的。”
我收了一小皮包，是父親去人家趕工裝墨鬥、鑿子什麼的用的黑色皮包。但是已經是個瓜皮包了。拉鏈也掉了牙，沒有了扣。我裝了大半包，有二十幾包香煙。我撿了張舊報紙，蹲在寶塔橋的下坡，對麵就是大隊的小店，那時全大隊就兩三處小店。一會兒，就有過路的大叔來張羅，打聽，這孩子蹲在這裏幹嘛？我說賣香煙的，是我父親從人家門戶上帶回家的，拿出來賣了。我父親是老木匠，一個大隊的，有人認識我的父親。木匠也是吃百家飯的，人家見了都喚著“周師傅”。
有人出四毛錢一包，不給我五毛錢，我向他瞪瞪眼；這叫殺價。大豐收的香煙也罷，可是飛馬要的貴點，他也要殺價。殺得我心疼，我愣著的時候，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從對麵小店裏出來的一位卷著褲腿，夾著大鐵鍬的毛胡子黑臉，轉眼一包包，拿走我五包，隻是扔下了一塊錢，就轉身走了。唉，被軟坑了。香煙一會就賣完了。
晚上父親回來問我，我隻是買了幾塊錢，如數交賬了。父親先驚訝，然後，皺皺眉毛，心疼呢，走開了。有幾包香煙還是前幾天人家剛給的，又能說什麼好。父親責怪我，心不狠，說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八九十年代，對於木匠這個行當，人們已經改變了一些看法，認為是“斧子一敲，肉飯一搭”，是有嘴福的一份活計，還有工錢。在我的記憶中，好像當初的工錢是一塊的，以後漲到三四五塊錢一個日工。以後就經常聽到我父親的抱怨，這份抱怨，是在大年三十全家老小等著父親收工錢，拖到很晚才回來吃年夜飯的飯桌上。父親說，有的人家連一塊錢的工錢還沒有結，現在都漲到四塊了。又能怎麼說啊？本鄉本土的，鄉裏鄉親。父親說的人家之中，有一家是我的遠房表叔，老實巴交的人，孩子也多，全家就靠做豆腐、養豬生活。日子過得比較拮據，表叔有老胃病，得胃癌過世的。我老是記得他在大年夜挎著個竹籃子，憨厚地笑，醬色的臉上，露出白白的牙齒。說是送幾大塊老豆腐給我家過年。他母親是我姑奶奶，是老養娘家。
那時已經分田到戶單幹了。當然更多的時候，我是跟著母親下地幹農活。記得我母親和妹妹總是讓我在家裏燒火做飯，這個算是對我的愛護和照顧。我知道我幹什麼也比不上我的妹妹，可是我的妹妹每當我問心有愧，再也忍不住，在做好飯後，去田地裏幫助除草，治蟲，或者挑糞，拖桑葉，什麼的力氣活的時候，她們總是搶著來，不讓我插手。這讓我這個半拉子無用的知識分子感到很無奈和慚愧。而對於自己的前程也是頭重腳輕，不去多想。我想阿Q才是我的可敬可佩的前輩。因為一切無助的時候，不妨不去想，或者自我麻醉，也是一種高明的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