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斷想》，《王瑤文集》第5卷，頁6、7。
略談“典型現象”的理論與運用397作品“文本結構”之間的中介。而在把握這些環節時，魯迅與受他影響的王瑤先生又總是從具體可征的現象形態的基本元素入手，如“酒”、“藥”、“佛”、“女”之類；所選擇的這些基本元素都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或能體現特定時期的文學特征（如“女”所象征的宮體詩的繁榮），或文人、作家精神的特殊風貌（如“酒”所象征的頹廢、隱逸之風），或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影響文學發展的諸文化因素中起著決定作用的環節，有人稱之為“文化焦點”（如“佛”所象征的佛教與佛經翻譯的影響）。這些典型現象（元素）自然是從大量的文學現象的比較、分析中提煉出來的，以此作為切入口，進行深入的、多層次、多側麵的開掘，就能做到“抓住一點，而總攬全局”，以“小（具體而精微）”見“大（時代文學風貌）”：這正是文學史的寫法。
（二）
以上，是對王瑤先生的“典型現象”的方法論及其來源（對魯迅研究經驗的總結），所作的簡單介紹。應該說，他的這一方法論對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是有影響的；作為王瑤先生的學生，我自己多年來也一直在進行這方麵的研究試驗。
下麵，將結合我自己的研究實踐，談談我的一些體會與思考。
首先要說的是，在具體操作實踐中，典型現象的功能與把握方式、途徑又是多樣的，並無固定的法式，在這方麵有相當廣闊的創造餘地。這些年我主要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麵的嚐試：
一、十數年來，我作了三位現代作家的研究，也可以說是解剖了三隻“麻雀”：魯迅、周作人與曹禺。在研究方法上我考慮得最多的，即是如何最充分地顯示這三位作家不可重複的個性，同時又揭示出其內在的典型性、代表性，做到王瑤先生所要求的“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這裏，似乎有一個認識過程：在最初的個案研究中，我已經隱隱地感覺到，周氏兄弟幾乎是領導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兩大主要潮流，抓住他們兩個“審視點”，是可以“總攬（現代文學的）全參看王依民：《文化焦點·心態·文學史》，收《先驅者的足跡》，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6—68。
局”的；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的這一思路愈加明晰，在最近所寫的一篇文章裏，提出了這樣的看法：周氏兄弟的不同的文化選擇與生命形態，不僅代表了20世紀中國人的生存危機，以及向這危機挑戰的兩種不同的範本，而且也體現了人類天性中的兩個根本對立的特性———在後一點上，可以把周氏兄弟看作是類似“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那樣的超越國家、民族與時代的人性的典型。我想，按照這樣的思路去研究周氏兄弟，即把他們當作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以至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典型現象”，既揭示各自現象形態的具體性、個人性，又將其典型化、符號化，揭示其內在的象征意義：這或許是可以打開周氏兄弟研究的一個新的途徑吧。
但任何典型都有其局限性，存在某些涵蓋不了的盲點。周氏兄弟也是如此：他們都是曆史的強者，也必然是曆史的孤獨者，他們的許多曆史選擇與行為幾乎是無可也無人效仿的。因此，在研究了周氏兄弟之後，我還必須再尋找一個曆史的弱者的典型，在“他”身上顯現了大多數人、知識分子難免的人性的、知識分子的弱點，他的曆史選擇與生存狀態、生存困境也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與典型性。曹禺就是在這樣的理論與方法的設想、要求下，進入我的研究視野的，於是有了《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一書的寫作。
以上對三位作家的研究都是將對象從複雜的曆史過程中抽取出來作抽樣的、解剖麻雀式的標本分析；在達到了對曆史與文學發展中的典型現象的具體把握之後，還必須再把這些典型現象還原到複雜的曆史程序與聯係中去總攬全局。於是又提出了進一步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探討其與世界知識分子的內在精神聯係的課題。這顯然是在追求時間與空間的更大跨度，更廣泛的曆史概括性、抽象性，以至某種形而上的哲學意味。但同時也就麵臨著一個陷阱：弄不好，會墜入理性的抽象王國，成為脫離現實的單純的精神思辨；或者成為材料的拚湊，浮泛的空論。這時，仍是王瑤先生的典型現象理論提示了我：必須找到“具體可征”的“審視點”。經過反複的研究，我終於選擇了“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這兩個文學典型。———他們正是我所需要的具體與抽象、個別性與概括性、一般性的統一：作為文學形象，自然是具體，個別，有血有肉的；但他們卻概括了人（知識分子）本性的兩個不同側麵，具有顯然的象征錢理群：《有意味的參照———讀孫鬱〈魯迅與周作人〉（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