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典型現象”的理論與運用399性，自然有助於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的把握；這兩個形象從西向東的移動、傳播過程中，不同國家、民族（由誕生地的英國、西班牙，到作為中介的德國、俄國，直到中國），不同時代（從17世紀到20世紀）的知識分子（從狄更斯到哥德、海涅，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魯迅、周作人，等等）對這兩個文學形象的評價、闡釋，都是具體的，並且可以作實證考察、研究，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的，而同時又可以從中提煉、概括出人類知識分子的精神共性與內在的精神聯係。這樣，“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在我的研究課題裏，就成了一個文學典型現象，人性的、哲學的普遍抽象的生命命題（如本書所討論的理想與現實、信仰與懷疑、個體與群體、思想與行動等等）獲得了可感的生命載體，抽象的精神現象的研究與具體的實證的研究獲得了有機的統一。———這正是我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中所追求的。以後，在《1948：天地玄黃》一書的寫作中，這樣的“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的思路又進一步發展為“從一個年代看一個時代”。我原先給自己選擇的課題是“四十年代文學史”這樣一個斷代史的題目，而且是一個多卷本的計劃：打算分成“文學思潮、文化背景”、“作家的生活與精神研究”、“文學本體發展研究”、“主要作家、作品點評”、“年表”等五卷來寫。這樣一個文學史的寫作構想盡管規模很大，麵麵俱到，卻因此而失去特色：仍然擺脫不了“文學背景＋作家、作品”的框架。
我為此而苦惱不已，遲遲不能動筆。當謝冕先生向我提出選擇有代表性的十個年頭，寫多卷本《百年文學史》的計劃時，我立刻意識到：這是對王瑤先生典型現象研究的一個發展，正是我所要追求的。———不是麵麵俱到，平鋪直敘，而是突入“一個審視點”而“攬全局”。關注一個年代，就更集中，更具有曆史的具體性與可操作性，可以把容易為大文學史所忽略或省略的人與事，曆史細節納入視野，如一本書（如《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出版經過，一份雜誌（如《大眾文藝叢刊》）創刊的裏裏外外，一位作家（如朱自清）逝世的前前後後，以至這個年代普通人、一般知識分子讀什麼書，喜歡聽什麼音樂，看什麼電影，街頭巷尾流傳什麼笑話……這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細節，都具體入微而生動形象地進入了我們的文學史敘述。這正是意味著曆史觀念的悄悄變化：人們更加關注的是一定曆史時代的人（包括知識分子，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存在。從另一方麵說，對特定曆史年代的選擇本身，就已經經過了或一程度的概括，例如，選擇“1948年”作為曆史敘述的切入口，就是因為這一年正是20世紀曆史（也包括40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文學史）上的兩個時代，一個將亡未亡，一個將生未生，進行最後的生死搏鬥的一年，抓住這一年，不僅可以展示中國文學從40年代以來，特別是1945年以來發展的趨向，而且決定以後（1949年，以及1949年以後）中國文學發展方向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經孕育於這一年文學的發展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48年文學”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種典型的文學現象，人們確實可以從這一個年代看到整個時代的文學。
二、在進行《心靈的探尋》一書寫作的研究方法的設計時，我在王瑤先生的典型現象理論的指導啟示下，提出了“單位觀念”、“單位意象”的概念與操作設想：“每一個有獨創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總是有自己慣用的、幾乎已成為不自覺的心理習慣的、反複出現的觀念（包括範疇）、意象；正是在這些觀念、意象裏，凝聚著作家對於生活獨特的觀察、感受與認識，表現著作家獨特的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它打上了如此鮮明的作家個性的印記，以至於可以在其上直接冠以‘×××的意象’、‘×××的觀念’，從而構成了我們所要緊緊抓住的最能體現作者個性本質的‘典型現象’。而作家作為一個語言藝術家，他的獨特觀念、意象總是通過獨特的語言（詞語）表現出來的。由此而產生了如下研究路線：從作家在作品中慣用的、反複出現的詞語入手，找出作家獨特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包括範疇）；然後，對單位意象、單位觀念進行深入的多層次的開掘，揭示其內在的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曆史學、美學等豐富內涵，並挖掘出其中所積澱的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多種因子，以達到對作家與古今中外廣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獨特的精神世界與藝術世界的具體把握。”———以後這成為我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所謂作家的單位意象、單位觀念因其功能、意義的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