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是在討論“文學史”與“文學理論”這兩門相近學科的區分時，提出他的“典型現象”論的。他在引述了列寧《哲學筆記》的觀點：“現象比規律更略談“典型現象”的理論與運用豐富”，“任何規律都是狹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要“反對把規律、概念絕對化、簡單化、偶象化”以後，指出，在文學理論的研究中，理論原則一旦被抽象出來，具體現象就自然失去了意義；但對於文學史的研究，“不講文學現象，就不能構成文學史。因為某一現象除了它和其他現象所共有的同一本質以外，還包含有不同於其他現象而為其所獨有的純粹個別的因素”，這不僅是體現了曆史更注意特殊的事例的特點，而且也是由“文學必須以個性的獨創性為生命”的特點所決定的。但另一方麵，文學史事實上又不可能包羅一切文學現象，而必須有所選擇，選擇本身就包含了或一程度的抽象與概括；文學史研究還必須理清曆史發展線索，建立一係列文學現象之間的聯係，這就更需要理論的抽象———盡管我們可以承認文學史的抽象是一個較低程度的抽象。任何抽象、概括必須要以不同程度上損傷文學現象原生形態的豐富性為代價。既要保留作為現象特征的豐富性、具體性、個別性，從而使文學史圖景呈現某種模糊狀態，同時又要進行或一程度的概括、抽象，以揭示文學現象的內在聯係與共同特征，從而使文學史圖景具有一定的清晰度：如何同時滿足顯然相互矛盾的這兩方麵的要求，就成為文學史研究的特殊困難所在。王瑤先生的理論貢獻，正是在於他找到了“現象”與“規律（內在發展線索）”、“特殊”與“一般”之間的中介：“典型現象”，從而為解決上述文學史研究的兩難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與途徑。他指出，“文學史要求通過對大量文學現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體現這一時期的文學特征的典型現象”。“典型現象”的特點正是在於，它既是從現象中抽象出來，概括了特定時期文學的共同特征，或是作家創作中的不斷出現的穩定性特征，同時，又不失去現象本身所特具的具體性、生動性與豐富性。
“典型現象”是王瑤先生文學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作過精彩的闡發。例如，在一篇題為“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的文章裏，他又提出了“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的主張；對於“一個人”（一個作家）可以有兩種考察方式：“如果隻把他們的主張和行為單獨地作為孤立現象來考察，那麼這些隻是個別曆史人物的貢獻和成就”；如果把“一個王瑤：《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斷想》，《王瑤文集》第5卷，北嶽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6、7。
王瑤：《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斷想》，《王瑤文集》第5卷，頁6、7。
人”看作是在他的身上體現了特定時代的某些特征的“一個人”與一個“時代”
的統一體，那麼，這個“人”就成為一個“典型現象”：當選定從這“一個人”看“一個世界”時，對這個“人”就已經進行了某一程度的抽象，但這種抽象又不離開其個別特征的豐富性。王瑤先生認為，這種“通過某一審視點來總攬全局”
的方法，也即是“通過典型的曆史現象的角度來綜述這一時期文學史的全貌”，“可能是既具體有征又能體現發展的軌跡”，是最能滿足文學史的要求的。值得注意的是，王瑤先生還多次指出，他的典型現象理論是直接受到魯迅的啟示，並且是以魯迅的文學史研究為楷模的。他非常重視由許壽棠公布的魯迅未完成的中國文學史寫作計劃，並作了這樣的闡述：“（魯迅）把六朝文學的一章定名為‘酒·藥·女·佛’，關於酒和藥同文學的關係，我們已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當然是指彌漫於齊梁的宮體詩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譯文學的影響，這四個字指的都是文學現象，但它既和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有聯係，又和文人的生活與作品有聯係，是可以反映和概括中古文學史的特征的。他把講唐代文學的一章取名為‘廊廟與山林’，那是根據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對現實采取不同的態度和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蓋略近於他的一篇講演的題目《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會地位來分析作品的不同傾向的。他善於捕捉普遍性的能夠反映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來論述，其中就體現了規律性的認識。”從王瑤先生對魯迅文學史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的上述總結，再結合王瑤先生自己的研究實踐（這主要體現在他的《中古文學史論》一書中，如《玄學與清談》、《小說與方術》、《文人與酒》、《論希企隱逸之風》等章），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魯迅，還是王瑤先生，對曆史上的文學現象的把握都有三個側重點：一是文學自身的發展，二是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體的作家（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思維方式，心態，等等），三是文學發展的文化背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民情風俗對文學的影響，文化各領域各學科與文學的關係等等）。這裏，顯然抓住了兩個中介環節：一是“文化”作為最終決定文學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與“文學”之間的中介，一是作家的“主體精神結構（情感，思維，心態，等等）”作為影響、製約作家創作的“文化背景”與王瑤：《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王瑤文集》第7卷，北嶽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