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期的經曆有直接的關係。所以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稱為“幸存者的寫作”。我經曆過很多事情，我在進入學界之前，參加了社會的各種運動，包括“文革”後期的民間思考。我看過很多很多的犧牲者，看過流血，甚至可以說我是從血泊裏爬出來的。五七年反右，當時北大最優秀的人差不多全部成右派。我很深刻地知道很多很多比我優秀的人，他們都犧牲了，我是幸存者。也有的沒有犧牲，或者也平反了，但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沒有發言權。我現在有了發言權，我很珍視我的發言權。我的發言不僅僅是為我個人，我對這些犧牲者和沉默的大多數是有責任的。另外，前麵說過，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大學教授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因此，我們對那些依然生活在貧困狀態的底層老百姓，也是有責任的。我這些年的研究、寫作越來越轉向農村建設、教育和文化，就含有給予回報的意思，即所謂“報春暉”。
促使我為普通讀者寫作，還有一個因素是中國國情。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沒有多少人讀書，但是中國人太多，所以雖然讀書人比例小，最後還是有很多人讀書。其實很多學界的人不讀書的，因為都太忙，我並不是隻說別人，我自己也很忙，別人送我的書我一般隻是翻一翻，我甚至很少能把一本書從頭到尾讀完。所以我現在是不太喜歡把我的書送給學界的朋友的，因為送給他他不看，這不能怪他，因為我自己也不看。但是在中小城鎮裏，就有一批人，是我們的忠實讀者。我們的文章他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的，讀完之後還討論。現在中國的這批所謂中小城鎮文化人，比如一個記者，一個編輯，或者一個書店裏的老板，或者一個教師，這些人起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他們讀我們的書，同時把我們的書介紹給更廣大的讀者。我非常珍惜這一部分人。這種現象在全世界比較少，是中國獨有的。和外國學者交談時，他們很羨慕我，說：“錢，你的書怎麼能成為暢銷書？我們的書頂多是圈子裏的人看。”他們很羨慕，也很驚訝。我的著作連一些最偏遠的山區都會有人看，還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說你什麼時候說過一句話，就像一顆種子，說不定什麼時候就結出了果子。比如我剛來之前，就收到一封信。我幾年前做過一個演講，一個人就記住了，並且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還在讀我的書。我的書他都看，但是有幾本找不到，叫我寄給他。就是有這樣的學術圈外的忠實讀者，所以我寫作時不敢亂寫，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他們失望。
那些讀者見你的書就買，當然這樣的讀者不會太多，當然也不會太少。這樣的讀者對我的壓力最大，我怕對不起他們，我寫作時腦子裏時時想的是這樣一些普通讀者。所以我是為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老百姓，為那些願意讀書、想問題的人而寫作。我的寫作風格與寫作方式受這個影響很大。我的學術著作裏盡量避免用學術術語，有比較強烈的感情色彩。這不僅是我個人生命的表達的需要，也是因為考慮到這些對象。
說到這一步，就談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學院派跟現實的關係問題。
學院派當然不能脫離現實，但學院派和現實的關係，是有自己的特點的。
它關注現實的方式，不是社會活動家、宣傳家那種方式，而是有自己獨特的方式，它要將社會現實問題轉化為學術問題。學院派學者必須具備這種能力。
我想以你們所熟悉的高遠東老師為例。前不久我對他的研究作過一點考察。我發現，他的研究很有特點：具有高度的學術自覺，對當下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學術界的前沿問題都有敏銳的把握，能夠把社會思想問題轉化為具體的學術問題，進行有距離的學術思考、精細的學理辨析和深度的理論探討。比如說，關於魯迅和傳統文化關係的問題，學界對此有很多爭論，是前沿性問題。但他沒有直接去回應這種爭論，而是把這個問題轉化為具體的學術課題，就是《故事新編》研究。這個選題就顯示了他的學術眼光。過去我們討論魯迅和傳統文化關係問題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魯迅早期和五四時期，而他則是把選題放在30年代。
一般學者是從魯迅的學術著作、雜文來研究魯迅和傳統文化關係，而他則是從小說中來發現。他認為小說比雜文更能顯露作者真實的世界觀，因為小說創作是感性的，有許多非理性的東西，更能顯示魯迅和傳統文化之間複雜的關係。
他這樣做就把尖銳的現實問題轉化成一個具體的學術課題，非常有新意。這就是學院派研究的方式。再比如說魯迅和革命、共產主義關係的問題，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高遠東也沒有正麵去討論回應這個問題，而是把這個問題轉化為魯迅和墨子的關係。他背後的關懷是很重大的現實問題，但卻能轉化成為學術課題。所以我說，高遠東的現實關懷是內化在自己的學術研究裏麵，是一張皮而不是兩張皮。他的現實關懷不是外在於學術研究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這種有機融合是學院派研究的特點和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