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過頭來看,我的這一研究顯然是有許多缺憾的———我多次說過,我自己的所有的研究,隻是具有“有缺憾的價值”;其實,從根本上說,任何學術研究,都是有缺憾,因而有遺憾的研究。但不管有多大缺憾與遺憾,我仍然珍視這次研究試驗的經驗,這是影響了我以後的研究的,今天願意在這裏和同學們分享:學術研究必須和現實生活保持聯係,必須有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常常產生於現實———當然,這個“現實”是寬泛的,不僅是政治、社會現實,更包括思想、文學術研究的承擔問題化、學術、經濟、科學發展的現實,等等;而學者在進入研究時又必須和現實拉開距離,進行深度的觀照,學理的探討,理論的概括。這就是說,學院派的研究也是和現實有聯係的,背後是有學者的現實關懷的,用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話題來說,是對社會現實有承擔的;隻是有的學術著作中,這樣的關懷、聯係、承擔,表現得比較明顯,容易被讀者所矚目;有的著作,就比較隱蔽,經過了許多的轉換,讀者不易察覺。特別是一些抽象程度比較高的理論著作,看似和現實無關,其實是更有一種大關懷,是承擔著為時代提供價值理想、思維模式和新的想象力的大使命的,坦白地說,這樣的研究是我更為看重的,這樣的思想家的理論創造,隻能心向往之了。這裏,就提出了對學院派學者的一個很高的要求,既要對現實有程度不同的關注和敏感,又要具有將現實問題轉換為學術問題、學術課題的眼光、方法、能力與習慣。學院派研究的樂趣,也就在這樣的努力中。
這裏,還想對文學研究的特點,再說幾句。我寫過一篇文章,討論日本魯迅研究界的前輩丸山升先生的學術研究。其中談到一點:丸山先生關注的焦點,始終放在“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當事人的內心”。這裏有三個層麵的關注:關注在大的曆史環境中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關注同時有著具體小環境,有著獨特個性的“個人”;關注他的“內心”:情感,心理,思想,思維方式,等等。在我看來,這樣的對人,對生命個體獨特的內心世界的關注,是真正的“文學的方式”———文學和文學史的研究的另一大特點與優勢是對“審美”的研究與關注。
這也形成我的一個研究思路:對任何一個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不執著於事件本身,而關注事件當中的人,關心生命個體的命運,關心他們的精神世界。
同學們可能知道,我在退休以後,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當代思想史,特別是民間思想史的研究。從表麵上看,已經遠離了文學研究,其實,我的思想史研究,還是用了“文學的方式”。比如最近我寫了《“1957年學”研究筆記》,對“反右”運動研究就和曆史學家不一樣。我研究的是幾個具有典型性的右派個案,某種程度上就是我在現代文學領域對魯迅、周作人、曹禺這些作家典型的研究的一個延續,探尋當代中國年輕知識分子、民間思想者,他們個人的命運,他們的情感、心靈、個性,從這個角度來切入,是一種心靈史、精神史、生命史的研究,可以說是一種文學研究者的思想史研究吧。
2008年5月16—18日在學生錄音記錄稿上修訂,有補充39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略談“典型現象”的理論與運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的一個嚐試談起研究方法,人們首先想起的是對西方研究方法的借鑒。80年代大陸學界的“方法熱”,主要走的就是這條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一代學者也是由此而走上學術之路的。我想,以後的年輕學者大概也還是要不斷地向西方學習與借鑒,對此不應該有什麼動搖。近年來,又有人強調對中國自身傳統的借鑒,這自然是一個新的覺悟,對今後中國學術(包括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會產生深刻的影響。不過對傳統的內涵、外延的理解,似乎還存在著某些差異。有些人講傳統就是中國古代文化、文學,是不包括近百年來的現代文化、文學在內的,他們不承認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同於古代的現代文化、文學傳統,甚至認為,現代文化、文學割斷了中國文化、文學的傳統,當然談不上對它的繼承與發展。這自然是一個不符合事實的偏見,但也從另一麵提醒我們,在進行現代文學研究方法探討時,不僅要注意對西方與中國古代的研究方法的借鑒,同時也應認真研究與總結本世紀文學、文學史研究的曆史經驗,從中有所吸取與借鑒。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選擇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的王瑤先生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建樹———“典型現象”理論,作為我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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