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舉一個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的《豐富的痛苦》這本書。它麵對的是現實最尖銳的問題，上一世紀80年代末，蘇聯東歐瓦解之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曆史是不是終結了，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破產了，社會主義這條道路是不是走不通了？我當時非常關心這個問題，但作為一個學者，我怎麼把這個尖銳的政治思想問題轉換為學術問題，進行學術研究？這裏我作了幾個轉換。首先我把這個政治問題轉化成為一個思想性的命題，我這樣提出問題：在世界和中國的近現代曆史上，從海涅開始一直到魯迅，為什麼那麼多優秀知識分子都被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運動所吸引？於是，就產生了“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這樣一個思想史的命題。但還要一個轉換，就是轉換成我所感興趣的精神史的問題，就是說，我不是一般地討論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而是這樣提出問題：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接近，是不是跟“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有關係，二者之間是否有某種契合？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和我的同輩人———這裏就顯示了我的學術研究的特點，我的學術思維習慣：我總是喜歡，或者說善於把研究的課題和自己聯係起來，把自己擺進去。自我審視的結果，我發現，我和我的同代人（當時，我想得很具體，就是我在貴州時的一位已經遠行的好友）年輕時候之所以被社會主義所吸引，除了與所受的教育有關，更是因為我們身上具有很強的堂吉訶德氣質。也就是說，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我發現這種氣質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有內在的聯係。於是我的注意力轉移到堂吉訶德氣質上來。這個轉換非常重要，這是個文學的轉換。文學是關心人的心靈的，而堂吉訶德正是一個文學典型。進一步深入考察，在屠格涅夫的一篇著名的演講的啟發下，我又發現，在知識分子那裏，堂吉訶德氣其實是和哈姆雷特氣聯係在一起的，形成了非常複雜的關係。而且，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知識分子個體，對這兩個典型形象的接受、認識與評價有很大的不同，構成了一部複雜的流動的接受史。也就是說，我要把問題弄清楚，就不能隻研究堂吉訶德這一個文學典型，而且還要同時研究哈姆雷特，更要研究這兩個具有原型性的世界文學史上的不朽典型的接受史。
這又是一個重要的，可以說是決定性的轉換：由“文學”的課題轉換成我自己的專業“文學史研究”的課題。同時又要打破專業，由中國現代文學擴展到世界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比較文學的研究，並且涉及思想史、學術史，是一個跨國度、跨學科的研究。到這時候，就可以開始研究了。深入研究之後，我又39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發現了一個極有意思的現象：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創始於英國和西班牙，它傳播到中國是通過德國和俄國這兩個中介；而馬克思傳播到中國也是從德國到俄國再到中國的。這當然不是一個偶合。這樣，最後就形成了這樣一個研究課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這當然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課題，其實，它還隱含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的東移，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這樣一個潛在主題。後者是我由現實出發的問題意識，但是潛在的；而前者則是經過由“政治問題—思想問題—精神問題—文學問題—文學史問題”
的四次轉換而最終形成的學術課題，它是顯在的，和最初的現實政治問題已經很遠了，這是有距離、有深度的研究。正因為有了距離，才會有深度。也就是說，它擺脫了一開始由於現實的東歐、蘇聯的瓦解與中國的風波所引發的強烈的情感反應———這樣的反應構成了研究的內在動力，從而產生了一種內在的生命激情，而如前所述，我是非常重視，而且追求這樣的研究激情的；但在具體研究中又必須加以遏製，以至排除，以保持學術研究所必需的冷靜、客觀的態度。
擺脫了以後，才能進行深度的追問與學理的探討。於是，就有了對堂吉訶德、哈姆雷特氣質的同情的理解與嚴峻的反省，對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運動關係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因此而探討了一係列的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這就是最近我在《我的精神自傳》裏所概括的“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啟蒙主義”、“理想主義”、“思想與行動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的討論，也都是隱含在曆史的敘述裏的，讀者未必明察，我現在在《我的精神自傳》裏，把它作了集中的梳理。其實，這樣的思想探討，才是我真正追求的，大概就是人們所說的“學術裏的思想”吧。而在文學研究中，這樣的思想又是和心靈、情感緊密聯係，融合為一體的。因此，這一研究最後成書時，我加了一個主題詞，作為書名，即《豐富的痛苦》。———一項學術研究到這時候，才最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