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例子，古希臘研究者羅念生，每天早晨都要讀古希臘作品，他的腦子裏充滿了古希臘，用古希臘精神來對待世界。所以他兒子小時候聽的故事全是古希臘的。他和朋友講的也全是古希臘的故事。他的一個朋友要自殺，他就去勸他，你去看看《俄狄浦斯王》吧，看了這個書你就知道該怎麼活著。羅念生整個生命就和古希臘聯係在一起了。羅念生因為全身心投入古希臘研究，很多該拿的獎沒有拿，該有的地位沒有得到。他的兒子就有點擔心，曾經勸他說，為什麼不去爭取一下呢？羅念生給了他的兒子一個讓他終生難忘的回答：他湊過頭來看他兒子，用一種夾雜著玩笑、滿足與欣喜的神情，跟他說：“我不要那個，那個是虛的。”羅念生的生命有古希臘就滿足了，其餘都是身外之物。羅念生去世以後，人們很自然地想起一位藝術史家的話：“古希臘藝術是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而羅念生一生的生命浸淫其間，他的生命也因此獲得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
什麼是為學術而學術？就是以學術為生命，學術本身就構成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加其他什麼東西。學術本身就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這樣的以學術為生命的學者，“讀書，思考，研究，寫作”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學術已經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時時刻刻都沉浸在學術狀態中。
王瑤先生曾對我們講，你不要以為你在做論文的時候才是在做研究，你應該是隨時都處在學術的狀態之中，滿腦子都是學術問題，甚至成為你的近乎本能的38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反應。我就有兩個習慣。因為我當過中學語文老師，所以有一種本能反應，我走到哪裏，看到錯別字和病句就渾身不舒服，恨不得去改它。還有，就是滿腦子都是學術，任何時候，隨便什麼事，都會引起學術的聯想。有些人覺得我寫文章很快，其實我每一個研究課題都醞釀了很久，經常是幾年時間，經常同時醞釀幾個題目。這很自然地成為一種本能。學術是無所不在的，整個滲透在你的生命之中，它需要你傾注整個身心。我現在雖然自覺地退出了學術界，但我還是經常想著現代文學這門學科應該如何發展的問題。我有很多很多的設想，但是沒精力做了。我很注重新人，有什麼新文章，新創造，發現了就很興奮，而且有機會就要為之鼓吹，我覺得這都是我的責任，我對現代文學這門學科應盡的責任。
我現在還保持一個習慣，就是不光每天看報，還剪報。我覺得有價值，就剪下來，這裏就有許多學術新人的創造，它會引起你許多的聯想，不僅是個人的研究，也還有整個學科發展的設想。這樣的自作多情可能就是一種職業病；說好聽一點，就是對學術，對學科發展的自覺承擔；說句大話，就是舍我其誰，要麼不搞，搞就要有這個氣概。
再次，就是對社會對曆史的承擔，說更大點，就是對人類的承擔。
說具體點，就是我們為誰寫作？談到我自己的寫作，我可以很明確地說，我是為中國讀者寫作。現在很多人是為了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而寫作，還有一種就是為評職稱而寫作。我並不否認這兩種寫作的動機，因為作為一個學者，我自己也很重視跟國際的交流，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別人，特別是學術界對你的評價，你也不能完全忽略。但是不能僅僅為了國際學術會議而寫作，不能僅僅為了評職稱而寫作，不能僅僅為了別人的評價而寫作。對我來說，我更願意為中國的普通讀者而寫作。我的著作不僅僅是給學術界看的，我更希望有普通讀者來看。我有一個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學術性和普及性的統一。我不在乎別人說“錢理群你專搞這種普及性讀物，這是浪費精力，自降身份”，我十分重視“小冊子”的寫作，並且引以為豪。為什麼？我有三條理由。
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的。現代文學本身就有一個傳統，啟蒙主義的傳統。有一個比方，專寫學術著作是小乘；還有一種是大乘，寫普及性讀物普度眾生。我覺得應該把小乘和大乘結合起來。寫這種普度眾生的文章也不容易，如何把學術的東西轉化成啟蒙資源是不容易的。
對我來說，追求學術性與普及性的統一，這本身就是前麵說的“接著往下學術研究的承擔問題做”。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從社會的底層出來的，我在貴州這樣的中國邊緣地區，底層社會經曆過文化大革命。這段曆史過去我很少談，後來在《我的精神自傳》裏談得比較多，雖然還沒有完全談完。我的學術研究跟我“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