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同時也是對學術的承擔。
有一個我經常講的故事，西南聯大躲警報的故事：專攻莊子研究的劉文典教授看到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往防空洞跑，他勃然大怒，問沈從文：你躲什麼警報？我不躲警報，莊子怎麼辦？你呢，你有什麼理由躲警報？這段故事可能有演繹的成分，但這種狂妄態度的背後有兩個東西，一是把自己的學科看得很重要，以至偏激到完全否認莊子研究之外的新文學創作。二是把自己在學科中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有一種舍我其誰的感覺，這種感覺其實包含了很強的責386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任感、使命感，也就是自覺承擔。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對這個學科肯定有用；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我就是為這個學科生的。劉文典為莊子而生，林庚為唐詩而生，我錢理群為魯迅而生。這個學科是不能沒有我的，這不是狂妄，而是一種責任，承擔。
季羨林先生在評價北大曆史係教授鄧廣銘的時候，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說研究者是“後死者”。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關係其實是一個“後死者”和“先行者”的關係，尤其當研究對象是一個大家時。什麼意思呢？“先行者”對“後死者”是有托付的，就像是“托孤”，“後死者”對“先行者”就有了大責任，大承擔。
因此，我認為學術研究有幾個境界：首先是你研究他，你講他；其次是你接著講，結合今天的現實，把他沒講完的話，繼續講下去，同時也是對先行者的思考深入一步；第三個境界是接著往下做。以前我不敢說這句話，因為怕別人說我太狂妄，其實，這不是個人的狂妄，這是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研究的一個必然要求。今天我也要在這裏坦言：我對魯迅的研究就是自覺這麼做的，我不僅講魯迅，還要接著往下講，接著往下做。達不到他的那個高度、深度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你要有那份自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我最近就寫了一篇《孔夫子在當代中國的命運》，就是接著魯迅往下講。這好像和魯迅研究沒有關係，但其實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它從魯迅的基本思想出發，探討孔夫子在當下的狀態。魯迅有個很著名的判斷，說孔子是被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捧起來的。我要考察的，就是孔夫子怎樣被當代權勢者和想做權勢者再度捧起來，有什麼新的特點，有什麼魯迅當年沒有遇到的新問題，我們因此需要有什麼新的思考。魯迅為我打開了一個思路，我這就是接著魯迅往下講。還要接著往下做。我們是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有許多五四提出的命題，今天還有意義，就需要繼續往下做。比如我現在關注中小學語文教育，我這麼做是很自覺的，就是對魯迅那一代啟蒙傳統的繼承。他們那一代的教授經常到中學去上課的，因此我也要到中學去上課。為什麼？因為我是“後死者”，因此我有責任，把“先行者”沒有做完的事情接著往下做。至於我能否達到他們的水平，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就是學術的承擔。而且是自然發生的，也可以說是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對象產生心靈的對話以後，必然產生的內在的生命衝動：你研究得愈深，就愈會感到它的深遠意義，它的現實存在性，於是，你就忍不住要往下說，往下學術研究的承擔問題387做，這就是創造性的闡釋、發揮和實踐。這樣，你才“對得起”你的研究對象，那些先行者，同時也才“對得起”自己，因為你在你研究對象的精神創造中加入了自己的創造。其實，我們今天講的“魯迅”、“莊子”、“孔子”，都不隻是“周樹人”、“莊周”、“孔丘”個人的創造，而是包括了後來的無數研究者的創造成果，這是一個不斷累積、添加，不斷豐富的“文本”。一切創造性的學術研究是必然要追求這樣的自己的添加的。這樣的有學術承擔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義，有價值，並值得你去癡迷的。
於是，就有了許多“學術動物”。金嶽霖先生就把搞哲學研究的叫作“哲學動物”，說即使把他關到監獄裏做苦工，他滿腦子想的還是哲學問題。因為他覺得有無數的哲學研究的先行者在背後催促著他，他必須接著往下思考。所謂“哲學動物”就是有“哲學使命感”的一群“哲學呆子”，而且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沒有他們，哲學的生命就完結了。這就是真正的學院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