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說到了另一個我以為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人們通常把史料看作是“死”東西，把史料的發掘與整理看作是一個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術性的工作，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曆史上留下的印跡，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創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對象，實際上是曆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製與運作方式，如幾位先生在其文章中所提到的“從手稿寫定到報刊發表再到結集印行”的過程，作家對作品的不斷修改所造成的“文本的不確定性”，嚴厲的審查製度與“鑽文網”
的策略所造成的版本的複雜性，“繁體字、異體字、俗體字、方言用字乃至作者的生造字”的運用與變動，標點的運用與變動等等，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而對史料的認識、處理，更是關涉到研究者的曆史觀、文學史觀。當年魯迅如此強調野史、筆記裏的史料價值（魯迅的這一認識已被今天的學者普遍認同），顯然是他的重視非正統的邊緣文化、反抗正統文化的文化觀、38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曆史觀的反映。劉增傑先生在其文章中也談到了文學觀的問題：“將筆記、日記、書信、未刊稿收入全集，不僅麵臨著資料搜求問題，更涉及到編者文學觀的轉變，不斷提高對上述史料重要性的認識。”李書磊的文章談到“普通人的筆記本對研究當代文化史的意義”，強調“作為（意識形態信息）的接受者的芸芸眾生是社會的主體人群，他們盡管不是文化的主導力量卻是社會文化的主要載體，任何文化藍圖、觀念意識要想獲得實現是繞不開他們的，他們的思想與精神才呈現為社會文化的現實”。在我看來，這也是表達了一種新的文化史觀的。
實際上，我們今天把“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作為一個學科發展的重大問題提出來，不僅是著眼於學科的基礎建設，也不僅是對學術商業化所帶來的學風的危機的一種抵抗與堅守，強調學術研究的科學性，重新提倡重視史料的“獨立準備”的魯迅學術傳統，同時也是包含了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現代文學的文本還原到曆史中，還原到書寫、發表、傳播、結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斷變動的過程中，去把握文學生產與流通的曆史性及其與時代政治、思想、文化的複雜關係。這或許可以作為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同行在探討學科發展的新路時的一個參考意見吧。
2003年12月20日發言，2004年2月9—11日整理、補充學術研究的承擔問題381學術研究的承擔問題———和北大研究生的一次談話大家都是學院中人，因此，今天我要談我所理解的學院研究，在我看來，應該有三承擔。
首先是自我承擔。費孝通先生曾將他和他的老師潘光旦先生作了一個比較，並說了一句很好的話：“我們（費孝通）這一代，比較看重別人怎麼評價自己，而老師看重的是對不對得起自己。”搞學術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自己要對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學術研究中得到創造、更新，是否有意義、有價值。不要太在乎別人怎麼評價自己，更應該不斷追問的，是學術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它是外在於我的生命的還是內在於我的生命的？能不能在學術中得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這是更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今天提出來，是有著它的特殊意義的。我們不必回避，學術也可以是一種謀生手段，畢竟像魯迅所說，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溫飽，第三才是發展。在我們的現行體製下，在你成為副教授之前，謀生是主要的。我要提的問題，是在生存、溫飽基本解決“以後”，用我們通常的說法，就是達到小康，做到了衣食無虞“以後”，我們應該作怎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