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想重提魯迅的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經驗與傳統。大家知道，魯迅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是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招來了許多非議和攻擊。其中一條就是說他的這一著作是以日本學者鹽穀溫的《支那文獻概論講話》“作藍本”的，魯迅則反駁說：“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的獨立的準備。”（《不是信》）學術研究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因此，後人參考前人的著作，對其使用的史料與觀點有所吸取，都是必要與必然的；但參考卻不是“作藍本”，後者是“依葫蘆畫瓢”，是將他人的研究成果作重新組裝，變的是表麵的模樣，骨子（無論是觀點還是材料，以至結構）裏卻沒有變，說難聽點，就是變相的抄襲。可惜直至今日，還有許多學者以參考為名，行變相抄襲之實。當然，以某個可信的著作作為藍本來編寫講義，是可以的，許多教師也是這麼做的，其主要功能是傳授知識；但這樣的講義隻能發給學生作參考，不能作為獨立的學術著作。前些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某個“抄襲事件”，我估計就是將講義當學術著作出版，又沒有說明出處，自然就被抓住了。也還有另一種情況，材料是別人用過的，或人們所熟知的，但用新的觀念重新照亮，作新的闡釋。對這樣的著作，恐怕要作具體的分析。有的新觀念並不是自己的，或經過自己真正消化的，不過是搬用時髦的理論，來重新組合現成的材料，以論證新理論的有效性，而對研究對象沒有任何新的發現，說得不好聽一點，這是玩魔方，而並非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其價值是可疑的。但有的作者有自己獨立的理論與方法，獨特的眼光，強大的思想穿透力，因而對研究對象有新的感悟、理解和闡釋，有自己的發現與真知灼見，這樣的著作是有價值的，有的還有相當高的價值。
但我自己更傾慕魯迅有自己“獨立的準備”的治學之路：不僅有理論的獨立準備，也有史料的獨立準備。他在寫作《中國小說史略》之前，就作了輯錄《古小說鉤沉》的工作，為準備《中國小說史》的寫作，又輯錄了史料集《小說舊聞抄》，編選了《唐宋傳奇集》。在《〈中國小說舊聞抄〉再版序言》裏，他這樣描述自己作史料的“獨立準備”的辛苦與歡樂：“時方困瘁，無力買書，則假之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教育部圖書室等，廢寢輟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則喜。”可以看出，魯迅所謂的史料的獨立準備，是包括兩個方麵的，既有輯佚（新史料的發掘、搜尋）———在他看來，唯有不斷發掘新史料，才能去“憑心逞臆”之弊；又有選定版本、校勘、辨偽這樣的整理工作———在他看來，唯有“輒加審正，黜其偽欺”，才能“求信”（參看魯迅：《〈小說舊聞抄〉再版序言》、《〈唐宋傳奇集〉序例》）。對於魯迅，這樣的史料的獨立準備，是新的學術研究的基礎。他曾經說過：“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曆史，就該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名其妙。”而曆史的遮蔽與塗飾的主要表現，就是觀念、意識形態的遮蔽所導致的曆史事實的遮蔽。因此，如果我們想衝破重重塗飾“示人本相”，就必須從被遮蔽、掩埋的曆史史實的重新發掘開始。魯迅在回答如何“著手”時，談到了他的計劃，就是“先從作長編入手”
（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書）。當然，魯迅也說過，“文學史資料長編”並不是“文學史”，但他同時又強調，這樣的資料長編，“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1932年8月14日致台靜農）。魯迅是強調“史識”與“史料”的統一的，史料需要史識的照亮，但史料的發掘與整理卻是研究“入手”的基礎。固然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治史者都是史料專家，但對於文學史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課題，自己動手作史料的“獨立準備”，是完全必要的。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老師們就是這樣培養我們的：我在讀研究生時，為研究路翎就先編他的《著作年表》，從筆名的鑒別，著作（包括佚文）的發掘入手。後來寫《周作人傳》，首先做的就是編了30萬字的《周作人年譜長編》，並進行逐年的作品、思想發展的概括與分析，寫了10萬字左右的筆記，還對周作人與其同代人的關係作了史料的考釋與整理，約10萬字（文收《周作人論》）。最後寫出來的《周作人傳》有40萬字，史料的準備也有50多萬字。我當時給自己定的寫作目標，除了要真實地寫出我對於周作人及那一代人的認識與生命感受外，史料的“獨立準備”及其他379就是史料要翔實，並盡量求全即將當時條件下可能搜集的材料全都收入，以為後來者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現在看來，《周作人傳》這本書至今還沒有被人們忘記，一個重要原因恐怕還是這本書的寫作是有自己的“獨立準備”，首先是史料的獨立準備的。坦白地說，以後的寫作，由於種種原因（對於我來說，寫得太快是一個主要原因）在史料上就沒有像《周作人傳》這樣下工夫，但仍然堅持了這一條：每寫一部重要著作，一定從史料的獨立準備入手。而且據我的體會，隨著學術眼光、思路的變化，必然有一批新的史料進入研究視野；而隨著史料發掘的深入，新的學術思想與方法也得到了深化，這是一個相互促進的良性的互動過程。我自覺追求的研究的新意與創造活力，正是有賴於這樣的新的學術眼光，以及被激活的新的史料，從《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到《1948：天地玄黃》無不如此。近年來當我把注意力轉向被遮蔽以至被強迫遺忘的曆史的研究———例如我正在進行的“1957年學”的研究，以及準備多年的“文革”史的研究———時，史料的發掘更是成了第一位的工作，某種程度上這是在進行史料的搶救，因此，每一條史料的發掘背後幾乎都有一個故事，這也是一部曆史，充滿血和淚，聯結著人的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