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樣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存在著陷阱的。一是推向極端，就會導致曆史虛無主義；二是批判的思想資源問題，如果將其單一化，也是非常危險的。這樣就會導致對革命本身的全盤否定，和對革命意識形態相對立的另一種意識形態的絕對肯定，那就會從一種意識形態專製走向另一種意識形態專製，從一種盲目性和奴化狀態走向另一種盲目性和奴化狀態。這正是8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所發生過的真實的曆史過程。因此，當我意識到曆史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革命理想與精神在事實上被拋棄，並因此產生了嚴重後果，在這樣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下，將革命理想、精神的合理內核從其曆史的失誤中剝離出來，搶救出來，使之成為新的批判性的精神資源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就是曆史的需要，更是我內在生命的欲求。於是，“消滅一切人壓迫人、奴役人、剝削人的現象”的彼岸理想，追求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對被壓迫者、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注，和社會底層人民的血肉聯係，對一切壓迫、奴役、侵略的非正義行為的反抗，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博大情懷，堅強意誌，等等，在自我生命的深處得到了新的激發。但同時，我又警惕於將革命理想化、美化，將革命異化造成的血汙淡化，以至合法化的任何企圖與傾向，堅持拒絕遺忘的批判立場。
這樣的既堅守又批判的態度，在現實生活中常顯得旗幟不夠鮮明，“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就像魯迅說的“蝙蝠”，有點“騎牆”的味道，要遭到各方麵的批評和不滿是當然的。而自己在具體的曆史研究中，也常陷入猶豫不決的困境。而這樣的尷尬，又是複雜化選擇必然帶來的，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其實任何人，任何曆史研究都隻能在一種有缺憾的價值狀態中存在：這或許是一種我願意接受的更為真實的存在。
最後，還要說一點：賀桂梅在和我的討論中，還談到了他們這一代個人和曆史發生關聯的方式問題，這就涉及到成長於革命年代的我們這一代學人，和後革命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學人之間的差別，對革命曆史的不同立場、態度問題，這應該是饒有興味的。賀桂梅說，“我們常常困居於個人的小小悲歡之中，如此容易忘記曆史或感知不到曆史。也就是說，曆史是一個需要我們有意識地去理解的對象”，我們的曆史研究缺乏“強大的情感動力”，“越來越糟糕的一種狀況是從知識到知識的‘純學術’操作，研究者成了冷漠的‘剖屍員’和知識生產的程序管理員。我們缺少的恰恰是錢老師所說的‘血肉’。自然，這並非因為我們缺乏錢老師們作為漫長而酷烈的20世紀曆史的親曆者的經驗，我想更重要37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的是一種反觀、思考並提升個人經驗的習慣和能力”。
這裏就形成了兩代學人的不同的自我反省，帶著不同的問題意識去反思革命曆史，就會有不同的觀察、感受，進而產生認識、評價上的某種差異：這都是很有意思的。如前所說，我們這一代麵對的主要是革命的異化帶來的社會災難與精神毒害，我們要努力從中掙脫出來，因此，我們的反思必然是更帶批判性的———這樣的批判，不僅是曆史的，更是現實的：我們這一代對革命的異化，特別是革命旗號下的專製在現實生活中的繼續存在，是更為敏感的；而且在我們看來，革命之發生異化與革命理想、精神本身存在的問題，也是糾纏在一起的，因此，我們盡管也試圖從中搶救出合理的成分，但卻認為這樣的搶救是應以徹底的批判為前提的。而年青一代的許多朋友所敏感與反省的，卻是他們所成長的時代對革命的全盤否定，革命理想與精神的缺失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和自身的精神損傷，因此，他們希望喚回喪失了的革命理想、精神，包括在革命精神照耀下的治學道路與學術精神，希望從我們身上多少保留著的革命精神傳統與革命時代的學術傳統中吸取某些精神滋養。從這樣的立場與態度出發，他們就認為，我們的批判性、自省性的反思，是不必要的，至少是過分的。———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了這樣的差異和批評，不僅認為這是必然產生的，而且認為我們正可以從這樣的差異與相互詰難中，獲得教益。我就從這次座談會中，一些年輕朋友的不同意見中得到啟示，提醒自己在進行批判性反思時，一定要防止重犯“將孩子和髒水一起潑出”的曆史錯誤，更不可放棄自己的基本信念，背叛自己：那也是一種自我異化。
但我也想借此提醒年輕的朋友，也算是不同意見吧。我注意到，一些年輕朋友並不否認革命中的曆史失誤，但對他們來說，這隻是理論上的承認，或文本上的材料，而不能進入具體的曆史情境，因而缺乏切膚之痛，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所迷惑———坦白地說，這些理論也曾迷惑過我自己，使我曾長期不能正視曆史的血腥。我在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代價論”，即認為所有的失誤，以至罪惡，都是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獲得曆史的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應該理解，以至忽略不計的。我在一篇文章裏，對這樣的高論有過這樣的回應：你想過你所說的“必不可少的代價”，“意味著什麼嗎？這是成千上萬的美好的生命的喪失，是無數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是幸存者永遠不能平息的痛苦的記憶，是銘刻在整個民族心靈上的精神創傷啊。怎麼能夠以一個旁觀者的冷如何回顧那段革命曆史373靜，如此輕鬆地談論這樣的所謂‘代價’呢？”（參看《麵對21世紀：焦慮、困惑與掙紮》，收《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當然，我的這一回應，在政治家，特別是革命政治家看來，是小資產階級的感傷主義、人道主義：在當年的革命時代我就受過這樣的批判，我也曾努力地想克服，現在又回到了這個原點，這或許也是我最終也沒有改造好的一個證明吧。這也證實了洪子誠先生的一個自嘲：我們這批“30年代後”人的最大特點，就是充滿了“小資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