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我們這次座談會是否可以提出這樣的創議；更自覺地實踐，更自覺地總結經驗，以逐漸建立現代文學的文獻研究的新原則、新方法、新規範、新傳統。
這應該是建立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麵。
我們今天這樣強調現代文學文獻整理的規範問題，毋庸諱言，是有現實的針對性的，或者說，是表示了我們的一種憂慮的。這些年，現代文學作品的出版熱持續不減，可以說各出版社爭先恐後地出版各種現代文學作品的選本，現代作家的選集、文集，以至全集。這從一方麵說，自然有助於現代文學作品的普及與研究，其中高質量的文集、全集也確實集中體現了現代文學的文獻研究的學術成果，有的選本則體現了新的學術眼光，有一定的學術含量。但同時也應該正視其中的嚴重問題。這主要是粗製濫造與整理的混亂。有些文集、全集的遺漏（篇目遺漏與成句成段的遺漏），誤收，誤排，大麵積的刪節改動……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而任意的刪節改動，尤其令人不安：連“學術研究的安全運轉”（這是王風文章提出的一個概念）都成了問題。解誌熙在他的文章裏提出“精校，不改，少注”的原則，特別是“精校，不改”這兩條，實在是切中時蔽的，而且是學術研究的可靠性的一個基本保證。解文提到的魯迅在30年代所發出的警告，確有重溫的必要：“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朝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改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病後雜談之餘·二》）。今天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麼說：“今人亂出文集、全集而現代典籍亡，因為他們刪改原文，且錯誤百出。”
我一直覺得20世紀90年代與新世紀初的中國，和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有驚人的相似，這又是一例。曆史的“重來”現象曾使魯迅那一代人焦慮不安，我們今天也陷入了類似的困境。仔細想來，這兩個時代在思想、文化、學術的發展受到商業化的衝擊這一點上，也確有相似之處。錯誤百出的文集或全集，即是一種偽劣的文化商品，為降低成本與抓住商機，就將學術排除於文集與全集的編輯工作之外，以至出現了王風所說的“不知分辯‘校對’與‘校勘’，一股腦委之出版社校對科，卸責於‘手民’”，不承認“校比勘對，以定去取，本就是編者而非編輯的責任”這一基本常識的咄咄怪事。而刪改原文則或出於政治的考慮，或隱含按“與時俱進”的原則“重塑前人形象”的動因。這也實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它所折射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或許是使我們更為憂慮的。這自然不屬於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範圍。我們現在所能做的，不過是對學術研究的常識與基本學術倫理的堅守與維護。我建議，這次座談會是不是可以將“不刪史料的“獨立準備”及其他377改原文”作為文獻整理工作的“第一原則”提出來，並呼籲“抵製現代文學作品整理與出版工作中的粗製濫造之風”，以免除現代文學典籍已經或還要繼續遭遇的厄運。
最後，我還想強調一點：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實際上是與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緊密相連的，這背後更有一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發展的全局性的思考。現在很多朋友，特別是年輕朋友都在尋求現代文學研究的新的可能性與新的突破。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這次座談會也是這樣的尋求的一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