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7、28日重寫37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史料的“獨立準備”及其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說起來這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創建我們這門學科的老一代學者，無論是王瑤先生，還是唐先生、李何林先生，從一開始就強調學術研究必須建立在堅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上，“關於史料的整理結集和審訂考核工作，也是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後的一代學者，如馬良春先生、樊駿先生，以及今天到會的幾位老先生，都為“現代史料學”的建立與發展，作出了很大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如人們所公認的，魯迅的文獻整理，無論是輯佚，還是校勘、版本，都達到了相當的水平，成為我們今天的討論的基礎。
但是，這並不是說，在認識上的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且不說至今還有人將史料工作視為“小兒科”，在職稱評定中史料研究成果不予承認的現象還時有發生，就是在前幾年，還有位著名的學者、作家公開揚言，現代文學作品不存在校勘的問題，並以此為理由否定學者所做的其作品的彙校本的意義與價值。不過，我們今天重提文獻問題，也還有一個想把我們的認識再深入一步的意圖。記得王瑤先生當年在談到“要尊重曆史事實，就必須對史料進行嚴格的鑒別”時，曾經指出，“在古典文學研究中，我們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鑒別文獻材料的學問，版本、目錄、辨偽、輯佚，都是研究者必須掌握或進行的工作；其實這些工作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同樣存在，不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應有的重視罷了”（見《關於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因此，對傳統的文獻學的借鑒，今天仍是我們從事現代史料研究的一個基本功，這是毫無疑問的。
而我們要提出討論的是，對現代文獻的輯佚、整理與鑒別，有沒有與古代文獻不同的新問題，因而就有一個是否要建立一些新的規範，提出新的原則與方史料的“獨立準備”及其他375法的問題。這也就是劉增傑先生在提交會議討論的論文《〈師陀全集〉編校餘墨》裏所提出的“從傳統方法到現代校勘的轉型”的問題。我完全讚成劉先生的這一分析：“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文學作品的樣式、傳播方式、作者的寫作手段都發生了變化，從而伴隨著新的校勘任務，產生著新的校勘形態”，進而“推動著從傳統校勘學向現代校勘學的轉變；催促著人們通過對現代作家文本校勘的實踐，總結出一些新的校勘原則與方法”。我想，這正是我們這個座談會所要重點討論的。我因為幾乎沒有做過這方麵的工作，自然不能貢獻什麼意見；不過看了幾位先生的文章，覺得他們的一些思考很有啟發性。比如，劉增傑先生強調“期刊成為（現代）文學作品的主要載體，這就使作品的校勘和傳統的校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王風強調現代書寫所出現的新問題對現代文獻整理所提出的新課題，諸如“繁體字、異體字、俗體字以及方言字乃至於作者的生造字”
的處理，“標點符號和分段”問題的提出。王風說得很好：“對於現代文本，標點是先在的，本來就是文本的一個部分，因而其地位應該與文字是等同的，文字方麵的校勘體例也應該貫徹到標點符號。至於分段就更是如此，（對於現代文本）分段是其最大的修辭。”劉增傑與解誌熙都談到“傳統作品的校勘對象，多為已作古的作者的作品。現代文獻的校勘對象，則大部分是活躍於文壇的現當代作家的作品”，“新的時代校勘（也包括輯佚———錢注）的要求已經不完全是從文字到文字，從書本到書本，校勘（輯佚）開始和社會調查、訪問知情者等多項社會實踐活動相結合，並運用新的校勘（輯佚）手段，擴展著自己的活動空間”。這裏所提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希望在這次座談會以及以後的討論中，得到更進一步的展開。我還注意到一點，以上問題都是這幾位先生在他們的實踐（編校《師陀全集》、《廢名集》與《於賡虞詩文輯存》）基礎上提升出來的；實際上還有更多的先生在進行新文學文獻的輯佚、整理工作，隻是如解誌熙所說，他們默默奉獻成果，“卻很少把他們的經驗和工作方法寫下來，所以新文學的文獻工作迄今似乎仍限於自發的或自然的狀態，頂多隻是個別的師生間私相傳授，而缺乏古典文獻學那樣被共同意識到的學術傳統和被大家自覺遵守的工作路徑，以至使有誌於新文學文獻研究的年輕學子們在今天難免暗中摸索之苦”。